一城一校 四十八载相伴相生 校地合作渐入佳境，辉煌科研成果成就“创新高地”

48年前，一所大学南迁，一座城市张开怀抱。

一段城校“姻缘”，就此启幕。相生相伴48载，彼此都不是初相见时的模样，但却依旧拥有同样的“初心”。

如今，中国科大入选“双一流”，并宣布“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目标。而合肥已经成为我国大科学装置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屡次上榜福布斯大陆城市创新力榜；创新的种子破土萌芽、蔚然成荫……

南下庐城 一段城校姻缘就此开启

1969年，因国内外局势紧张，中央指示中国科大等一批在京高校外迁。

辗转南下的科大师生，最终在离京1000多公里的合肥安家落户。

中国科大南迁的故事流传很广，彼时，科大属意中部一座城市，却被以“没有口粮指标”等原因拒绝。中国科大只好在当年冬天迁往安庆，师生被安置在安庆市委党校的一栋三层小楼，基本生活根本无法维持。随即，安徽时任主要领导克服困难，让合肥接收科大。1970年，合肥将原合肥师范学院腾空，将这位北方“来客”安置在金寨路96号。这一住，就是48年。

每年樱花季，来科大东区赏花的市民，都有点疑问。从黄山路北门进来，还要再经过一个由紫藤花缠绕的校门，才能亲近樱花大道。实际上，这第二道“老北门”正是当年合肥师范学院的校门，尽管作为校门的功能不在，但始终承载着科大人的历史记忆。

当年，合肥对于中国科大的扶持，可以从诸多细节中看出。除了腾出城中心的校区供科大师生使用外，地理上不集中供暖的合肥，专门给中国科大装了暖气，这也是合肥的第一条供暖线。

70年代初期，中国科大在全国率先恢复教学科研工作。安徽省在当年电力不足的情况下，保障科大为优先于省政府的供电单位。

300人重入“回炉班” 为科大再创业打下基础

众所周知，中国科大创办了第一个少年班，第一个研究生院，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科大历史上，还曾办过一个“回炉班”。

南迁使科大损失了2/3的仪器设备，教师流失50%以上，学校教学、生活用房严重不足，校舍面积不到6万平方米。直到1972年，学校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不足百人。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科大全体教职工自强不息，重建家园，开始恢复教学和科研工作。

1975年，学校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了300多名1967-1970届的毕业生，举办“回炉班”，经过两年以上的培训后补充师资，并从全国各地物色调入200名教师，使队伍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科大后来形成以年轻人才为主体的师资队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科技创新，除了科研人员具备高超本领，还要有种种的基本实现条件。随着国力的增强，科技政策、科研条件得到极大改善，这给科研工作者追求学术梦想提供了平台。

“像口锅大小，我当年研究的是意大利同行送的一个反场箍缩实验装置，后来写成了我的博士论文。”中国科大教授刘万东回忆上世纪80年代在科大求学的历程。

如今在科大西校区，一座橙色的楼里安装有整体装置高十多米、直径有数米的国际先进反场箍缩装置——被誉为“科大一环”，这个在2015年竣工的大型实验平台，是我国完全自行设计、自主研制集成，为培养我国磁约束聚变领域高端人才提供重要支撑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大在中国高校中独领风骚。1984年，英国《自然》杂志撰文称：“在中国，最令人鼓舞的学校要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她的蓬勃朝气与成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十年如一日 潜心科研蔚然成风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不久，中国科大就相应在校内设立了青年基金。科大青年基金的资助额后来增加到两年20万，每年资助人数也由几十个增加到上百个。

一直到2005年，中国科大每年可以争取到2个多亿的科研经费，这是科大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中国科大的很大一部分投入都在公共实验平台上，这也是出于对青年人才的考虑：刚刚科研起步的年轻人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公共实验平台的建设能够给年轻人提供起码的科研保证。

如今已是中科院院士的杜江峰对此感触很深，1998年，杜江峰开始量子计算方面的研究，当时，他只是物理系一名普通讲师，没有仪器，也没有经费。

“大约10年时间我都是借生物系的设备。”谈起这段往事，杜江峰记忆犹新：“当时施蕴渝院士有一台很昂贵的设备，是她很不容易争取来的，自己也当宝贝似的，但也没有反对我这个外学院的人来借用，而且鼓励我好好用，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找他们，都会耐心地讲解。”

第一个实验成功后，杜江峰向学校借了一部分经费继续下一步研究，终于陆续申请到一些项目解了燃眉之急。可以说，正是用借来的设备和经费，杜江峰一步步走上正轨。

“中国科大提供了很好的创新土壤。”杜江峰直言：“创新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光靠科研人员的创新精神不够，光靠别人搭建的平台也不够，需要将两者合二为一。”

“我们的实验室全年没有休假日，几乎每天在凌晨以后，还有人在工作。”杜江峰说起这点，颇感自豪。

在科大，像杜江峰这样带领团队十年如一日，一心向科研的科学家比比皆是。

和杜江峰同年入选院士的陈仙辉，从1986年开始就在做超导研究，直至拿到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之时，已有28年。“我们一直坚持原则，而且不跟风，我们实验室主观上不做别人已经做的东西。”陈仙辉说，做基础学科的科研，特别需要坚持和积累，“不要把诺贝尔奖当做科研的目标，抱着功利的态度去做科研，如何能坚持20年？”

“科大即将迎来60周年校庆，我最近一直在想，如果做一本书的话，封面应该是什么，才能够体现科大形象。我觉得应该是晚上灯火通明，学生们在教室里安静地看书这样一幅画面。”中国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说，拼命学习，掌握知识，成为科技工作者为国家服务，是科大一直以来的传统。

在潘建伟看来，这种传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又红又专”，“只红不专，飞机开不起来，不能打敌人；只专不红，开飞机打自己人或者把飞机开跑了都不行。”

校地合作渐入佳境 创新平台建设成效显著

1999年，科大学生刘庆峰带着自己的18位同学建立了科大讯飞。由于缺少经费，18位年轻人就蜗居在出租房中搞研发。历经种种困难，终于得到了合肥市的资金支持。在合肥读书，在合肥创业，中国科大成就了刘庆峰的团队，科大讯飞也带动了这座高校和这座城市腾飞。

2016年2月，工信部正式批复“中国声谷”为首个国家级智能语音产业集聚区。科大讯飞居于“中国声谷”“一核两区多园”发展规划中“一核”的中心地位，并作为龙头企业助力声谷发展。

2016年，中国科大继续加强校地合作，不断扩大合作范围，创新合作模式，建立政府、产业、大学三方共生模式。11月19日，中国科大与合肥市政府签约，双方决定共建中国科大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院落户合肥市滨湖新区。

同年，中国科大科研基地与创新平台建设成效明显：12月1日，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卓越创新中心建设试点工作完成专家组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卓越中心两年多来工作进展显著，科研成果丰硕。12月2日，卓越中心正式更名为量子创新研究院，并按照国家实验室的体制机制和运行模式进行建设，为组建国家实验室创造条件、奠定基础。

目前，中国科大作为国内拥有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最多的高校，已经拥有2个国家实验室、2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7个国家级科研机构、17个中科院重点科研机构和54个省市及所系联合实验室。

投入数亿元的大型实验室装置在中国科大已不再是大新闻。2009年全校科研经费还只有3亿元，现在每年科研经费上升到15亿元左右，在研项目达到3900多项。这些未来重大科学发现的“种子”，使科研“底气”越来越足。

相伴相生辉煌科研成果成就“创新高地”

“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量子密钥分配试验专项、“京沪干线”广域量子通信骨干网络工程、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 BGO量能器、多光子纠缠及干涉度量、量子纠缠与量子密码通信相关基础与应用技术研究……

近年来，中国科大在高温超导、量子信息等多个前沿科学领域频频亮剑，在科技创新的路上屡次助力实现国家超越。

科大治学严谨、低调务实的作风，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合肥这座城市的基因。

近年来，合肥收获“大湖名城 创新高地”的城市名片，相继迎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落地，又敲定建设“七大创新平台”。这座原本优势不显的中部城市，正在一路追赶，走向科技创新最前沿，掌握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话语权”。

新型平板显示、新能源汽车、智能语音……合肥敢于做好“无中生有”“小题大做”的文章，不断凝聚创新要素，更在逐步将创新优势变成产品优势，把产品优势变成市场优势。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智能语音、太阳能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论是产业规模还是核心技术在全国均居领先地位。

而科大的校园版图也在逐步“长大”，2017年，中国科大“联姻”省立医院，布局新医学；2018年，科大新校区选址合肥高新区，规划总用地1537亩，与附近的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连成一线。这里将布局与高技术及工程学科密切相关的信息、计算机、工程等若干学院及重点科研机构，多个多家级科研平台和30余个省部级科研平台。

合肥与科大，在奋进之中互相成就着彼此的今天。在这座将科技创新嵌入基因的城市，一次次收获着瞩目或是源于当初张开双臂时的坚定。

“六十周年对科大而言是新征程、新起点，也开启了第四次创业历程，学校全面着手新工科、新医学、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等建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如既往地服务国家的战略需求。”在2018中国科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代表教师发言的潘建伟如是说。

晨报记者 于巧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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