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半路出家”的汉语拼音之父

□本报记者 徐敏

“上帝糊涂，把我忘了！”百岁之后的周有光常常这样说。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走完了112岁的人生历程。人们说，上帝终于记起了他。周有光一生先后经历了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横跨经济、语言、文化三大专业，参与《汉语拼音方案》制定，他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作家金玉良于上世纪90年代结识周有光，多年来每周一次探望周老先生。多年积累后，金玉良把在周家日常听到、看到的缀字成文，完成了一本“称不上周先生传记”的书《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记录了这位世纪老人的命运沉浮和大时代的浓厚缩影。

青年时期的理想和爱情

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士绅之家。他年轻时患肺结核、忧郁症，算命先生说“活不过三十五岁”，妻妹张兆和说“二姐嫁个痨病鬼，哭的日子在后头”。然而，周有光一生历经四个时代（晚清、北洋政府、民国、新中国），最终走过了112年的人生历程。

周有光是家里的独子。那是一个有着内天井、雕花大床的童年时代，也是一个有着对着牌位祭拜祖宗习俗的晚清时代，他曾经向作家金玉良描述过自己的童年记忆，他见过曾祖父母、祖父身穿朝服，像菩萨一样端坐的样子。不过，在时代的进步中，周家却在衰落，周有光的母亲不愿看到入不敷出的家里还过着那种排场一样的生活，带着他离开常州来到了苏州，从此他开始了贫寒的生活。金玉良的《老藤椅慢慢摇》一书中，记录了周有光这样的一段话：“周先生说：‘读中学和大学是家里最穷的时候。京戏有出《王定保借当》，王定保家境贫寒，借当赶考，最后考取状元。我考入圣约翰大学，也是借朱老伯母两箱陪嫁送到当铺，才凑足学费。\’”

“五卅”惨案后，周有光在一所新办的学校光华大学中读完了大学。这一时期，周有光已经结识了一位有钱人家的女孩，不过他一直把她当做好朋友，并无他想。甚至到了1932年，周有光去杭州谋生时女孩去探望他，他也没有把她当做“女朋友”，直到姐姐劝他“别耽误女孩子”，他们才确定了关系，并在1933年结婚。这位富家女孩便是著名的合肥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张允和。

张允和曾说她和周有光热恋之时“适逢有光下岗、待业”；而婚前周有光曾对张允和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则答曰“幸福是要自己创造的”。1989年张允和八十大寿时，三妹张兆和送贺礼并写信说：自从有光兄第一次在九如巷众弟妹包围下，无可奈何腼腆地唱《卖布谣》之日起，六十余年你们相亲相爱，同命运，共患难，相处无间，是我所知道的亲友中稀有的一对和谐理想夫妇。

诚如张兆和所说，直至2008年允和谢世，夫妻二人双栖双飞，相濡以沫将近七十载。西方人讲五十年是金婚，六十年是硬度最强、最稀少的钻石婚。那六十五、七十，是神仙才有的幸福婚姻。

五十岁改行成为汉语拼音之父

很多人只知道周有光是汉语拼音之父，却不知道他从经济学转向语言学时已经五十岁。五十岁，早已过了创业之年。而且，经济学和语言文字学是两个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在两个毫无关联的学科间改行，其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周有光硬是在“知天命之年”奇迹般地“再立”，并成为语言学界的领军人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曾指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1954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国务院，周有光任委员。1955年秋，周有光应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文改会”希望周有光留下，当时周有光对“改行”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可是在那个盛行“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思想的时代，周有光的思想工作很容易就做通了，最终他留在“文改会”第一研究室任主任。就这样，中国经济学界少了位金融学家，周有光成了搞文字的了。

为了要给中国文字研究拼音方案做参考，周有光研究世界各国的文字，并在《语文知识》杂志上不断发表研究各种不同文字类型的文章。后来编成一本小书，叫做《字母的故事》，简单地介绍字母的历史。周有光得出结论，还是拉丁字母最好。因为拉丁字母从技术角度来看，优点很多；从社会角度来看，它的社会性、流通性最强、最大。

在这个提议得到通过之后，三年的时间，周有光用26个拉丁字母作为注音基础，主持编写了今天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三年，寒来暑往，专家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反复推敲、试验、分析，为现代汉语一个字一个字地定形、定音、定序、定量。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方案公布以后，当时全国的扫盲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晋南小城万县，一般的农民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100个小时就能识字1500个。

在周有光100岁的时候，他曾经写道：“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上帝把我忘了”的晚年时代

金玉良曾经在周有光晚年，十多年来不论严寒酷暑每周去探望他一次。“每次推开先生小书房的门，映入眼帘的几乎是同样的镜头：老人手拿高度放大镜（周有光晚年患青光眼、白内障）看书、读报。或端坐电脑前，左手举着放大镜，一只眼睛眯缝着，右手敲打键盘写文章。”金玉良这样描述晚年读书时的周有光，他八十五岁时才离开办公室，专业研究因年老体衰告一段落，不再参加社会活动。但他仍在关注世界，关爱万物生灵。周有光百岁时平均每月发表一篇文章，直到去世之前还手不释卷，笔耕不止。

或许100岁时的周有光依然觉得自己年轻，甚至于2013年12月的一场大病，也未能打倒这位老人。而在他109岁的时候，他在儿子周晓平眼中依然是精神年轻的老人：“自然，随着爸爸年龄的继续增长——2015年他已经整整满109岁了，但他的体力已经不再允许他常年伏案工作，他的腰椎变形已经影响他的走路和睡觉，他必须借助助听器才能听清别人的话语。但是他依然关心这个他生活了一百多年的国家，并且深爱他的同胞，同时从未失去对外部世界所发生的最新事件的浓厚兴趣。”

常常听老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晚年的周有光却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周有光不刻意追求长生不老，不吃补品，喜欢白菜豆腐。每天读书、看报，强调多动脑、多思考。喜欢昆曲，也看美国大片《阿凡达》。爱喝中国茶，也喝星巴克咖啡。百岁之前每天洗澡，他说洗澡能加速血液循环，代替运动。年龄大了，不能做大幅度运动，他发明“象鼻子运动”：两脚站立与肩齐，两手左右有节奏地摆动。对于一百多岁的高龄，他总是乐呵呵地说：“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

直到2015年去世，周晓平也没有看到自己父亲真正衰老的那一刻。而对于周有光来说，即便在98岁痛失爱妻，110岁痛失爱子之后，他依然顽强地活着。张允和去世后两年间，周有光还以近百岁高龄多方联络，力促张允和遗作《浪花集》和《昆曲日记》如期出版。他说，这是对妻子最好的纪念。

真正的衰老也就从2015年开始。周有光的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森根在2017年1月13日周有光112岁生日的这天撰文道：“2016年12月5日，周有光因发烧进医院里住了3周，然而当月27日又平安出院回到家里。当下，他已经顽强地跨入了112岁的门槛。他真是返老还童，返璞归真了，又回到了‘婴儿\’时代，没有多少气力了，开始不愿说话了，用手势和眼神来表示自己的存在，只想躺在床上睡觉……”

过完112岁生日后仅一天，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仙逝。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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