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王逸群
“喂,小翁吗?有50多位民工在这里,你现在就到清欠办来。 ”早上9点左右,急促的手机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说心里话,最近天天处理农民工工资到深夜,真想好好睡一觉。
刚到清欠办门口,我就看到工人们背着大包小包,齐刷刷地跪在地上。他们含着泪说:“领导行行好吧,在工地打工,老板昨天跑了。我们手里有老板打的欠条,向公司要钱,公司不但不给钱,还找人打人……”说实话,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看着他们中很多人年龄和我的父母差不多,心里非常难受。
7月13日上午10点多,在合肥市人社局10楼的办公室里,翁存爽无意间翻开曾经写过的材料,过往的经历一一涌现。时至今日,这个在合肥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工作了13年的“老兵”心里,帮助民工讨薪依然是“比天还大的事儿”。
“每一个案子,都是他们的血汗钱! ”在翁存爽常驻的“合肥市建设领域维护农民工权益中心”办公室,涉及欠薪的材料摆满了整整一排书柜,“如果摞起来,能有小山那么高。 ”其实,这还只是他多年来处理欠薪案件中的一部分。 “算上咨询、处理加突发事件,一年起码要办400起。 ”
虽然现在处理起欠薪案件得心应手,但刚接手工作那会儿,他也是个“门外汉”。 “法律条文弄不懂,判断事实时拿捏不准,很多企业不服气。 ”为了补足短板,翁存爽找来从中央到地方所有涉及建筑领域的劳动政策法规,只要闲下来,总会捧在手里通读一遍。
2005年,在处理一起欠薪案件时,他又被建筑领域的“行话”难住了。“什么‘违法分包\’、‘肢解发包\’等专业术语我一窍不通,只能接着学。”他回忆说,建筑行业有许多问题是书本上没有写明的,只好联系当时市住建部门的维权专家,挨个给他们打电话,“现在我手里还常备了几个专家的号码,只要吃不准就会向他们请教。 ”
在翁存爽看来,吃透相关政策法规,只是练好了解决农民工欠薪的“基本功”。“还得学会随机应变。”他说,2009年底,有100多个工人在合肥市寿春路信访点上访。他赶到那里,发现工作人员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起来,工人们群情激愤,办公室里的椅子被摔得啪啪直响。 “得让农民觉得我是帮他们的,这事情才有得谈。 ”他当机立断,上来先斥责了一通企业负责人,压住了现场的“火气”,然后才和工人代表坐下来协商,最终让事情得以圆满解决。
工作这些年,翁存爽直言最大的收获是民工们的“认可”。在他的办公室,锦旗挂满了墙。 “得有100多面吧,还有不少没挂的。 ”在他眼里,民工们表达感谢的方式很质朴。他想起有一年,正给工人发放35万多元欠薪的时候,外面突然响起鞭炮声。 “原来是农民工放炮庆贺。看到我们出来,他们一下围上来,争着握手,还有的硬往我们怀里塞方便面、矿泉水,不停地说感谢话,‘你们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啊! ’我才想起自己有两顿饭没吃,但一瞬间所有的疲惫、辛苦全没了,只是在心里祝愿他们快快平安回家过新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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