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的小灶饭

□燕台石俺老家方言称谓祖母为婆婆，而不是奶奶，当地人在发音上与妻子称丈夫母亲的婆婆是有区别的，前者发音用轻声、后者用重音，所以不用担心听的人不明白，如果是外地人就不好说了，这是必须首先说明的。我记忆中的婆婆是一位精明利落的老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那辈人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现在有人说那次灾害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酿就的，也有人说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造成的，这笔历史陈账到底应该怎么算，留给史学家去研究吧。但在我的幼年时代确确实实经历了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艰难岁月。

回忆这一时期，不得不提及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吃饭不要钱，大办集体食堂”的“吃大锅饭”时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些热闹红火的场面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一个个记忆的碎片，有的依然清晰，也有的已经模糊了。记的全村（生产大队）共成立了四个公共食堂，一个生产队一个，全生产队的一百多号人都在一个大锅里吃饭，天天都像办红白喜事一样热闹，这让还是孩提的我心里感觉挺美，经常充当家里去食堂打饭的角色。各家各户多年积攒的粮食都收在一起，有米有面，油盐酱醋啥都不缺，祖祖辈辈习惯了口省肚减的农民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在大食堂里那是上顿饼、下顿面，胡吃海喝，鼓着肚皮猛造。只是，这种美好的时光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我们村里到了1960年，艰难的岁月终于开始了。

食堂被迫解散了，家家户户又要自炊自食了。而锅碗瓢盆都被收走炼钢铁了，粮食也被集体食堂收去糟蹋光了，那年丰收的庄稼小麦、玉米、地瓜、花生，竟然没有组织收回家，全部烂在山上。家里吃饭是一天比一天困难了，顺口的面饭包括小麦面和玉米面饭难得吃一顿，日常主粮不知何时彻底变成了地瓜和地瓜干。我和许多人一样，地瓜和地瓜干吃多了，胃酸一个劲地烧心，即使这样有吃的也就很不错了。城里人在最困难时期每天还供应三两粮，而农村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家中已是徒有四壁、粒米不存了。天寒地冻的日子，大人孩子到山上复收，把冻地瓜、冻花生揽回家，把干枯的白菜帮、萝卜叶、葱叶捡回家，用水浸泡去味后作成团子吃。春天里，大人小孩四处挖野菜，扒树皮，回家熬粥充饥。实在没有东西吃，将玉米棒、花生壳粉碎了掺在地瓜面里蒸着吃，人吃了大便解不下来，要用手掏，那个难受劲可非同一般，村里就有人因此命丧黄泉。

我幼年时对婆婆印象不深，因为上世纪50年代末婆婆离开老家到安徽合肥市与大伯一家住在一起。就在“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家生活最困难时，1960年婆婆却从合肥大伯家里回到农村，究竟是何原因不得而知。那时我们全家九口人，加上婆婆整整十口人，在村里算得上是人头多的大家庭之一。那时婆婆60多岁了，身体又不好，三天两头找医生，经不起折腾，父母亲总是变着法把家里最好的东西做给婆婆吃，但又怕我们这些孩子馋得慌，便将婆婆与我们分开吃饭。我们家住的是五间老房，婆婆吃饭，都是母亲亲自将饭送到婆婆自己的东屋炕头上，我们一家子则围挤在堂屋一张小饭桌上吃饭，堂屋与婆婆的东卧室隔着房门和门帘，谁也看不到婆婆吃的是什么饭。

婆婆回到老家，可以说吃饭成了一家最大的负担，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婆婆其实是我们家的最大福星和救星。说到这里，必须感谢我的姑姑和姑父。我唯一的姑姑上世纪40年代嫁给邻村的姑父，结婚后姑父就到香港给人打工了，在50年代将姑姑和表哥接到了香港。姑姑十分孝顺，到了香港后，知道家里生活困难，不时接济家里，记得小时候，我们都穿过姑姑寄来的新的、旧的衣服，连我上小学时的书包都是姑姑寄来给姐姐、哥哥用过，又传给我用的。至今记得那是一个多层绿色、镶有铜钮的帆布书包，特别结实耐用。她寄来的一床毛毯，大哥用了多年，我参加工作时大哥又给了我，至今我还珍藏着。

就在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我们突然收到姑姑从香港邮寄过来的一袋面粉，雪白细腻的麦粉，我们称之为“洋面”，全家人如获至宝，我们这些小孩子更是垂涎三尺，这点面粉，以当时全家的饥饿情况，用不了几天就会一扫而光。但很快“洋面”就不见了，“洋面”被父母藏了起来，而婆婆炕头上每天有了一个白馒头，甚或面条和水饺。当然，开始这些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每天都是我们不在家时由母亲做给婆婆吃的。

面食的秘密是被婆婆自己暴露的。吃饭时，父亲不许孩子到婆婆屋子里去，说是不许打扰长辈吃饭，这是家里的规矩，谁也不能破坏。父亲家教是十分严厉的，小时家中个个孩子都十分惧怕他，他说的话那就是圣旨，没有什么理由不理由的。婆婆最疼爱的是二哥，那时二哥正是半大小子，有什么事情要办，婆婆总是喊二哥跑跑腿，吃饭的时候也常常会叫二哥到屋里去，二哥每次出来都是一脸的高兴，但从来不吱声婆婆叫他干什么。

后来婆婆不仅叫二哥，几乎每天吃饭时或饭后都会轮换将一位孩子叫进她的房屋，慢慢我也排上了，才知道原来进屋有好饭吃。有时是馒头，有时是水饺或面条。婆婆说，她饭量小吃不了，你来帮着吃了吧，就在屋里吃，不许拿出去让别人看见。往往是一个馒头，婆婆仅仅吃了半个，一碗水饺或面条，婆婆只吃了半碗，就给了叫进屋的孩子吃了。半个馒头、半碗水饺或面条，对一个饥肠辘辘的孩子来说，狼吞虎咽、风卷残云眨眼就吃了，确实像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啊，还没有来得及品尝就吃下肚里了。今天的科学家研究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人，说这些人都有饥饿基因，导致今天的过量饮食，我是深信不疑的，因为那个年代，越是食物紧缺，越是吃得多，总也吃不饱，村里曾有人打赌，一口气吃下十几个菜包子，一顿喝下一大盆面汤（即面条）。

慢慢的兄弟几个都知道了这个秘密，每天吃饭都希望婆婆喊一声，“小某某进来，帮我做点事”。婆婆叫谁虽无一定规律，但每个人的表现是很关键的，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婆婆的目光注视下，最近谁比较勤快、干活多，哪天看到谁身体不舒服、谁饿得打不起精神，她一准会叫谁，偶然有哪个馋嘴猫伪装一下，引起她的注意，也会得逞，但不大会连续出现，因为婆婆具有极强的观察能力，而且一旦被她发现，惩罚就会降临你的头上，连续多天不理你。她常说，一个人不能吃独食，不能光顾自己，要想着别人，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哪怕只有一口饭也要和别人共享。她不准兄弟争食、攀比，大的要让小的，体壮的要让体弱的。后来全家七个孩子，特别是姐姐、大哥、二哥他们都明白，不是婆婆的饭吃不了，而是婆婆从嘴里省下来，给我们这些孩子吃，所以他们都尽量不吃婆婆的饭，让给我们三个嗷嗷待哺、身体弱小、年龄仅相差两三岁的小弟享用。这件事后来父母也发现了，没有为此责怪谁，其实是心里默许的。

每当姑姑寄来东西，婆婆会叫家里识字的人立马写信给姑姑。姑姑寄“洋面”，一般每次只寄一袋，每次寄来当天，婆婆就会督促家里人回信。“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回信都是父亲和哥哥写的，我不知道父亲和哥哥是怎么写的回信，轮到我写回信已经是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事了，我从上小学大约从三四年级开始，就代婆婆写信，我写的回信都是婆婆口授的。婆婆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她的口授却言简意赅，而且文绉绉的，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字不提，每次口授写完后，都要读给她听一遍，有不合她心意的，马上要求你修改。开始写信时，我有许多字不会写，经常写上拼音或别字，后来学会查字典，一般的信我可以很轻松的写好。经过我手写的回信，婆婆口授内容基本都是这样：

女婿及女儿：

见信如面。

寄来的某某东西收到了，让你们挂念了。我及家人生活均好，请你们放心。家中什么都不缺，不要再破费了。你们出门在外不容易，要善自珍重。我身体尚好，请勿惦念。

母亲某年某月某日

我当时一点也弄不明白，家中饭都吃不上，她的身体又极差，为什么不张嘴向姑姑诉诉苦，让姑姑多接济接济家中，哪怕多寄点“洋面”也好。如果你冒然问婆婆，婆婆就会训斥，“小孩子戛戛不懂事，不许多嘴”。后来我才明白了个大概意思，原因主要有两点，一点是婆婆特别要强，不想让女婿女儿为她多操心，另一点是当时家中有海外关系是受监视的，据说往来信件内容是要被检查的，如果向国外泄露国内情况、有不满言论是要被问罪的。

我的姑父姑姑并不因为她的平安信而停止寄东西，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姑父姑姑到底寄来了多少“洋面”和东西，今天父母和婆婆都已经不在了，谁也说不清楚了。不过，我们村有些人没能熬过这三年，而我们家安然无恙，都健康地活了下来。后来情况好转了，姑父姑姑不寄东西改寄港币了，一般一次寄100港元左右，我们家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有外汇的家庭，婆婆不仅用这些钱填补家用，还资助独身一人在家拉扯病女儿的大伯母生活。那时用外汇券可以购买许多国内紧缺的物资，婆婆让父亲用外汇券购买木料为大哥盖了结婚用房，还购买了自行车和缝纫机，这些东西在60年代的农村那可是了不起的大件家当。我们这难道不是享用婆婆的福分吗？当然更是沾了姑父姑姑的光。

除了日常由母亲为婆婆做的小灶饭外，婆婆身体好的时候，很愿意自己亲自下灶做饭，面条、水饺、汤圆样样做得精细可口，味道独特。她做的饭菜我们总是吃不够。就说包水饺吧，她擀的面皮又薄又匀，包得水饺因调馅不同而形状也不同。记得有元宝水饺、麦穗花边水饺、圆形葵花水饺、三角水饺、月牙水饺等等，一个个就像艺术品。那时白面紧缺，她可以用很少的白面与地瓜面包饺子，小麦面颜色白、有劲道为表皮，地瓜面颜色黑、又缺乏粘性为里层，合在一起制作饺子皮，包的饺子又漂亮又好吃。这个方法她也用来包包子、蒸馒头、蒸糕，粗粮细作，外观漂亮，营养可口。特别不同的是，她包的饺子都是手捏的薄边，不是用双手拇指对挤的厚边，她说手捏薄边、状若元宝的才能称为饺子，那种双手拇指对挤的只能叫箍扎，是上不了宴席的。当然这都是后来生活渐渐好起来，她才肯露露厨艺。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她从来不动手，那时她说吃饭不能穷讲究，有什么吃什么，吃饱了就是好饭。

婆婆常常念叨，等姑父姑姑回来，她要亲自动手做几顿好饭给他们吃，谢谢他们为家里做出的贡献。姑父姑姑终于没有再回老家，开始是由于国家不开放回不来，后来开放了，他们已身老体衰经不起折腾了。他们全家后来从香港移居美国纽约。1999年8月我因公出访美国，本来打算前去看望当时还健在的姑姑，不巧公务耽搁未能见面，仅仅留下国内带来的一点礼品放在纽约领事馆，请表哥取回，聊表心意。2011年7月我再次出访美国，这次在纽约见到了表哥，但姑父姑姑均已离开人世，他们的大恩大德再也难以报答，成了我们全家人的一大遗憾。我在表哥家中听他讲，他们家上世纪60年代在香港，由于只靠姑父一个人打工，姑姑没有工作，他还在上学，生活也并不富裕，但姑父姑母十分想家、爱家，惦记着家中的老人和亲戚，省吃俭用把能寄回家的东西都寄回老家了，寄往老家的大大小小的邮包都是他去邮局发出的，至今记忆深刻。

婆婆原本是福山区东厅村于姓的大户人家，名字无人知晓，户口簿写的是柳于氏，自幼知书达礼、心灵手巧，生于农历1892年9月7日，逝世于农历1971年12月1日。爷爷是在我出生第二年去世的，记忆中一点影子也没有。婆婆与我们全家生活在一起，直至逝世也没有离开，她的豁达开朗，她的勤俭持家，她的善良智慧，她的与人为善，她的干净利索，她的精美烹饪，都深深影响着我们，她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赐予我们的一饭一粥，尤其是做人做事的朴素道理，影响了我们一生，令我们深深怀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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