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我当时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浑身不自在。江老师一听,微笑了一下,马上从口袋里摸出一张面值两元的钞票,交给了我,并说:“你拿去吧,不用还了。”我也没有久留,便匆匆地离开江老师的房间。出来后,我心里“突突”地跳着,可以说是五味杂陈。后来,这本好书终于买回来了,满足了我的渴求。
这件事发生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前夕。1957年下半年,学校停了课,先是大鸣大放,接着是反右派斗争,弄得天昏地暗。这样一直闹腾到1958年暑期我们毕业。那时候,我已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江老师了,也将向江老师借钱的事忘得干干净净。所以,不要说没有去还钱,就连毕业离开学校时,也没有向江老师道别。以后就再没有见到过江老师了。后来一想起这件事,我就感到深深的内疚,对不起江老师。
五十多年过去了,江老师那讲课的神态,他那瘦小的身影,尤其是他给我钱时的微微一笑,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前不久,我托在桐城的朋友,打听江老师的公子我的老同学江镇南。我想从他那里了解江老师的晚年情况,并且表达对江老师的愧疚之情。然而,朋友却没有打听到。所以,这是一件让后悔一辈子的事。
1956年,我考取了合肥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成了一名大学生。那时,国家不富裕,而我却是个名符其实的穷学生。师范生,吃住国家全包,每月还有几块钱(那时几块钱决非是今日的几块钱)的助学金,以解决一点日常的生活消耗。然而,“贫穷”两字,如影随行,仍然脱离不了我。
有一次,我在书店里看到了一本心仪已久的好书,想买它。虽然书价只有几毛钱,可我囊中羞涩,又不敢做“孔乙已”。我便想找人借钱。关系好的几个同学,也都不富裕。我终于想到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名叫江秋漱,教我们《现代汉语》。他是桐城人,也算是我们同乡,而且我还打听到,他是我小学同学江镇南的父亲。他单身一人住在学校,家眷全都在桐城城关。想要那本书,必须壮着胆子去向江老师借钱。有一天中午,我到江老师的住处,敲开了他的房门。我站着向江老师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说出这样一句话:“我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向江老师借两块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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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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