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师生情

著名画家余守谟先生是先父的挚友。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守谟先生经常来家中与父亲对酒当歌，谈古论今。高兴时，守谟先生总是走到案前，拿起笔，在宣纸上尽情挥洒，不一会儿，一幅幅作品跃然纸上，如墨荷、苍鹰、八哥、雁来红等。那时，我总是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虽然我不懂什么叫“艺术”，但觉得“好玩”。在一次搀扶老人回家的路上，我冒昧地对他说：“您能教我画画吗?”守谟先生笑笑。于是，我便成了他的“入室弟子”，有缘随他习画十余载。虽然他已离开了我们14个春秋，但守谟先生的音容笑貌和潇洒的长者风度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我的记忆中，守谟先生居住简陋，生活“贫穷”，他那间十余平方米的房间，既是画室又是卧室、客厅、过道，整个房间除了画案、书架以外，可以说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就是这样，守谟先生从不忘记读书。一有空，他总是让我陪他去新华书店买书(当时先生已80多岁高龄)，见到他的营业员都亲切地称呼他“余老”。一位营业员问他：“你身边的这位小伙子是谁?”他笑了笑，风趣地说：“我弟弟!”顿时，引起一片笑声。还有一次，我陪他在一位裱画师家中玩，无意中他看到一幅刚刚装裱好的“名家”所绘“葡萄”，他指了指上面的题跋对我说：“这位先生把吴昌硕题芙蓉的两句诗抄到他的葡萄上来了，真不知怎么想的。”他边说边摇头。所以，守谟先生常对我说：“一位画家不读书怎么能画得好画呢?”他曾请好友篆刻家童雪鸿先生为他治了一方印，文曰：“读不尽者书，造诣不尽者人品。”

守谟先生早年有一位学生陈烈钧随他习画，专攻山水，对新安画派情有独钟。有一次，守谟先生得知《汪采白画集》已出版(当时此书定价50多元，相当于当时一个人半个月工资)，他专门托人从合肥购买，并将自己收藏多年的汪采白山水画真迹一道赠送给他。我问他：“您为什么这么做?”他告诉我：“陈烈钧对我十分尊重，且他是位刻苦好学的正派人。”那时，我每个星期都要去先生府上求教，有时因为某些原因不能及时前往，先生总是要给我写封信。如1984年10月11日，先生在信中写道：“刘琼同志，不见，甚悬念，望过家一谈……”至今，我一直珍藏着先生那个时期给我的信札。

众所周知，守谟先生在艺术上从师于刘海粟、徐悲鸿等大师，可他生前从不以此炫耀。他说：“拜老师是学艺术，而不是用老师的‘名\’来伪装自己。”他特别反对一些人动不动就对别人说：“我是某某大师的弟子、某某大师的门人。”在守谟先生的朋友中，有许多人在中国画坛早己享有大名，如汪勖予、黄若舟、童雪鸿、关元坤、懒悟和尚等等。由于他耿介的性格和当时的家庭环境，他放弃了去浙江美术学院和安徽艺术学院执教和“扬名”的机会，一辈子默默无闻地教他的中学生。可是，他的“中国画艺术”在当今中国画坛可以说当仁不让。当代著名文物鉴定家、画家、安徽省博物馆研究员、92岁高龄的石谷风先生看到《余守谟画选》后，不止—次地对我说：“这才是中国画。”

1995年，守谟先生年事已高，基本上已不能动笔作画，可他得知我要结婚的消息后，拿出一个黑陶刻花瓶，对我说：“我是个穷教师，没什么送给你，这个陶瓶是我妹妹从山东带来的，送给你们作为新婚的贺礼。”他还执意要为我做画留念，在画上题道：“斑斓秋色雁初飞，刘琼、学勤结婚纪念。”没想到，这张墨宝竟成了先生的绝笔……每每想到此事，我的心总是不能平静，我以为先生留给我的不是一张“画”，而是—段“情”，一段—生都无法忘却的师生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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