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年轻的时候,读过一本黄裳写的《湖上掳书记》,内容已记不真切了,但在我的记忆里,读它时总感觉有种兴奋和愉悦。就因为一个“掳”字的巧妙运用,写尽了爱书人对书的狂热,也写尽了读书人对书的那份执著与忠诚。
70年代末 (粉碎四人帮后),书市开始繁荣,一次我出差至重庆,乘空去朝天门古旧书店随意浏览,在其旧书柜上硬扎扎地捆着一摞书,上面已落满灰尘,看样子已久未有人翻动过。这时我的心无缘无故地“砰”了一声,我小心翼翼地用几分颤动的手拂掉灰尘,封面上赫然露出三个大字:金瓶梅。我的血一下子就冲了上来。这本书我在“文革”中从一个朋友家偷看了一次,后寻觅数年,多次暗地托朋友访买,均无下落,今日不期于此相见,怎不让我大喜过望。 “文革”之前,这是本有“毒”的禁书,即使有也大多是解放前出版的,很难找。翻翻价格,三元六角,打对折,一共四本。我用旧报纸将这套书包好,付了钱,放进黄布包里,背在肩上挟在怀里,一路上吹着口哨快步如飞,就好像我包里装的不是一包书,而是一包金砖。那种“抚尽黄砂始得金”的愉快心情,不是爱书人实是难以体会的。
长期来,我订阅报纸的种类经常变动,唯独不变的一份杂志,那便是《读书》。有一阵子,《读书》几乎每期都用大量篇幅介绍冰心及其著作,令我对这位思想深刻,胆识过人,“文革”中身心遭摧残的学者的著作肃然起敬。然而该书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印数极少,早已脱销,多次去新华书店订购、逛市场寻求都不果而返,令我闷闷不乐好一些日子。有一次,我在合肥办完业务后,漫无目的地来到包河公园边的一家书店。一本装祯很不起眼的,且有几分破损的书引起我的注意,而书脊上的五个字更是将我的眼神一下激活:《冰心散文集》。哈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赶紧一把将书拿下,顾不得翻看就夹在腋下,伸手在口袋掏钱。无奈,临出门换了件新衣,身上分文皆无。我急得团团转,把书放回去吧,又怕别人买走。这时我想了个“歪”点子,将这本已有几分破损的《冰心散文集》,转移到机械工程类书籍的架子最底层最不起眼的地方,又用别的书遮住它。一切办妥,我飞奔回到旅馆,取了钱,又飞奔到书店,咳!我的宝贝书还纹丝不动地躺在那儿。我忙付过钱,乐的得意忘形,直引得许多购书人、看书人纷纷侧目。
我有一本岳麓社编的《历代诗话选》,书编得极好,只是我仅有上部,少了一本下册,就好像双胞胎孩子丢失了一个似的,心里总是念念不忘。一次,到一朋友家作客,竟见到该书下册就躺在友人书柜里,而他缺上册。我的心便立刻痒了起来,我一边故作漫不经心取下该书阅读,一边飞快地盘算如何不择手段将该书掠为己有。临告别时,我出其不意地对朋友说:“这书只有下册,你留着没劲,不如送我。 ”朋友虽一向以豪爽大方闻达于众人,但显然对我的如此露骨的作派没有准备,一脸尴尬,碍着多年的交情,又是当着几个朋友的面,他只得无奈而又显得特别大度地说:“一句话,送给你! ”
既为自己的书配了套,又为朋友争了个大方的名声,一箭双雕,岂不乐哉!
我所说的“掳书之乐”,不是专门利己毫不利人。除了正规购书之外,对朋友应该是礼情往来,说白了,这就是爱书人的人德和书德。只有自己乐别人也乐,才是真正的掳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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