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四川历史名人⑦ 巴蜀文雅之风 湘江会讲之盛 文翁与张栻

2017年7月，首批四川历史名人名单正式公布，大禹、李冰、落下闳、扬雄、诸葛亮、武则天、李白、杜甫、苏轼、杨慎10位历史名人入选。

2020年6月，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名单出炉，文翁、司马相如、陈寿、常璩、陈子昂、薛涛、格萨尔王、张栻、秦九韶、李调元10位历史名人入选。

这二十位值得传颂的历史名人唤起我们翻开书本，沿着他们的足迹，找寻历史脉络。本期要介绍的两位都是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文翁（生卒不详，推测公元前187年～前110年）和张栻（1133年～1180年）。

他们一位是从外地来到四川，一位是从四川走出去；他们凭一己之力，扛起教育改革的大旗，成为教育史上的闪闪明星。

文翁

史上官办教育第一人

文翁是中国历史上官办教育第一人，他创办的官学体系发展成了科举制，传入西方后演变成了近代文官制度，发展到现代，就是如今的公务员制度。所以,当今的公务员，都应该尊文翁一声“祖师爷”。

在成都创办全国第一所郡学

文翁，名举，字仲翁，西汉庐江郡舒县（今安徽庐江县）人。他自幼聪慧好学，饱习儒家经典，精通《春秋》，在汉景帝时任蜀郡郡守。当时，巴蜀大地尽管物产富饶，百姓安居乐业，但由于地处僻壤之乡，又无学校教育，致使民风粗野，民无文化，“有蛮夷之风”。

文翁到任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调研考察，力图改变这里落后的状况，让当地经济、文化同步发展。他的第一步举措，就是大力兴办学校教育。

他先从郡县中挑选出张叔等十余位有才干的年轻小吏，亲自教导，训诫勉励。然后，将他们送至京城长安深造，学习儒家经典和律令条文，并明确告知他们：学成归来后，要为本地的建设和教育服务。

这些人在京城除了学习古代经典外，还要精通国家法令。汉代历朝皇帝都十分重视法令在治国中的重大作用，文翁要求他们兼习经学和法令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德行修养、文化水平和执法能力等方面全面提高郡县小吏的基本素质，以便他们将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几年后，张叔等人学成归来，文翁即给他们委任授官，或在郡县中担任重要职务。与此同时，文翁着手在成都创办当时全国第一所郡学，并安排一部分青年才俊担任官学教师。

在蜀郡掀起空前的好学之风

文翁不仅“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还“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郡学的学生来源是招收郡属四郊之县的优秀子弟。为了保证所招学生的质量，文翁亲自带领一班人到基层访求察选，有时还亲自出试题当面考试，严把入学关。

文翁的教育观念在当时也十分超前，主张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不仅让学生跟随他巡视各县，还让他们自由出入居所以传布命令；他还免除学生的徭役，将成绩优秀者直接委任为郡县官吏，实施“学而优则仕”。

此外，文翁还在蜀郡继续开设学堂。虽然财政经费有限，但文翁仍不遗余力推动教育经费落实，“减省少府用度”，以保证办学。

文翁的大力兴学，在蜀郡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好学之风。读书人数蒸蒸日上，不辞千里跋涉到长安深造者也不乏其人。巴郡、广汉郡也闻风而动兴办学校。整个四川文化水准普遍提高，其提高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

青史有证，据《华阳国志》说：“蜀学比于齐鲁”——曾经的“蛮夷之邦”已可与文化繁荣的孔孟之乡媲美。

“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文翁在成都办学，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教育制度，不仅开创了四川官办教育的先河，也让他成为了全国地方政府办学的鼻祖。汉武帝对文翁办学大加赞赏，下令全国仿效。

从此，全国各郡县都纷纷办起了自己的学校。“文翁兴学”，推动了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因之，文翁不仅获得四川教育界和中国地方官办教育两项“鼻祖”之殊荣，也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汉书》有言：“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位于成都市中心文庙前街93号的石室中学，大门匾额上题有“文翁石室”四个大字。文翁石室从汉代一路走来，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虽校名多次更改，但校址从未变动，这在全世界都极其罕见，被国际誉为具有“中国标本”意义的“千年名校”。

千百年来，文翁石室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古代有司马相如、扬雄、陈寿、李密等著名文人，近现代有彭端淑、刘光第、郭沫若、李劼人、何其芳等名家名流；当代有钟山、沙国河、陈懋章、李荫远、翁宇庆、段宁、马志明等杰出院士。他们如同璀璨星辰，熠熠生辉，映照一方。

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于1999年为石室中学题词“古今一校，扬辉千秋”，正是对文翁石室无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的最好概括。

张栻

为宋代理学奠基的一代宗师

张栻曾任我国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教学，使岳麓书院一时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

作为蜀学和湘学的代表人物，张栻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并被誉为“一世学者宗师”。

出身官宦世家 祖先随唐皇入蜀

四川人对文翁普遍很熟悉，对张栻的名字可能略感陌生。但如果提起岳麓书院，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

张栻，字敬夫，号南轩，宋代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他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是“中兴名相”张浚的长子。其八世祖张璘，曾随唐僖宗入蜀，由长安迁到成都。十世祖张文矩，封沂国公，即为张栻高祖。张文矩早逝，夫人杨氏携子由成都迁往绵竹，张家遂为绵竹人。

张栻的父亲张浚是苏轼、程颐的再传弟子，张栻8岁时便跟随父亲到了湖南长沙，也跟随父亲从小饱读圣贤之书。成年之后，他拜当时著名的学者胡宏为老师，以做一个圣人为求学目标，以孔子大弟子颜渊的文章《希颜录》上下篇为楷模，致知力行，希望求得孔圣之道。胡宏对这位有理想有抱负的学生亦十分欣赏。

张栻因为父亲是朝廷有功之臣，所以没有经过科举考试就被授予官职，并深得宋孝宗的赏识。但在孝宗淳熙九年，他受虞允文等人诬告被免职，回到家乡，专门从事教育工作。

“朱张会讲”，盛况空前

首次提出“心主性情”思想

张栻在他35岁那年迎来人生转折：岳麓书院重修，张栻被邀请来主教岳麓书院。张栻对重修书院之举极为称赞，作《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颂之。至此，张栻来往于湘江两岸的城南、岳麓两书院讲学授徒，传道授业。

到岳麓书院的第二年，著名理学家、闽学代表人物朱熹从福建武夷山专程来到湖南长沙岳麓书院，与张栻一起讨论了《中庸》中的一些学术问题，这次辩学共两个月的时间，两人相与讲学于岳麓、城南书院，后世将这次会面称之为“朱张会讲”，在当时听者甚众，盛况空前，也被后世传为佳话。

张栻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提出“心主性情”的思想，强调用人的理智之心控制和把握人的本性和人的情感，使之不离社会规范。

这一思想对朱熹影响很大，在此基础上，朱熹明确提出了“心统性情”说，该学说成为宋代理学的重要理论。

教育之根本

是明白做人的道理

张栻的教育主张不外“致知力行”四个字。他平时教育学生，要他们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实际，然后又用实际来证实知识，使理论知识与实际行动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张栻认为，在社会治理中，教育为首要之举，而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明白做人的道理，并非为了追求功名利禄。张栻这一朴素至真的理念，如今看来，依然熠熠生辉。

虽然只活了48年，但张栻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思想史中留下了一道耀眼的星光。《宋史》中，张栻的生平被列入《道学传》，与他同时代的著名学者陈亮赞誉张栻为“一世学者宗师”，很好地说明了张栻在当时的影响。

尤其是他主教岳麓书院期间，天下学者闻风而动，皆以“不得卒业湖湘”为恨，遂使岳麓书院一时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他提出的“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和学贵于行的实践品格对湖湘历史和中国历史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文/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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