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兴学与现代文官制度

1854年，英国国会议员诺斯科特和杜维廉在吸取中国科举制度精华的基础上，提出了一项改革文官制度的方案，即著名的“诺斯科特-杜维廉报告”，其核心内容为：文官的选拔实行公开竞考，择优录取的原则。由于这个方案较系统而卓有成效，对世界影响巨大。

在西方国家中，英国不是建立文官考试制度最早的国家。随着早期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开始向西方介绍中国国情，其中，科举制是重要内容。葡萄牙人加斯帕德·达·克鲁兹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来到中国， 1569年他回国后写作的游记手稿，在以《来自中国行省的报告》为题的篇目中，首次向西方国家介绍了“学而优则仕”的中国科举制。对科举制度记载更为详细、对西方影响更大的是圣奥斯丁会修士儒安·贡查列斯·德·门多萨，他的《中华大帝国史》文中详细介绍了科举制，他敏锐地发现中国教育与统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和中国文明对知识特有的尊重。这一发现对当时西方封建等级社会是一大震惊。以后一个多世纪里，法国、德国对中国科举与文官制度进行研究和学习，相继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但由于其较不稳定，正规影响较小。而英国在1855年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产生的实际效果，被许多西方国家学习和借鉴。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起源于隋代。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开始了长达1300年的科举制度。沿着历史的轨迹往前追溯，我们发现，两晋时朝廷已对所举孝廉、秀才采取考试录用的方法。而更早的是，汉武帝实行的察举制。汉武帝元光元年，太学吸取了成都文翁依据考试成绩择优授予官职的做法，对太学生进行考试，由政府量才录用。汉代察举制度，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

文翁名党，字仲翁，庐江郡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年少好学，通晓《春秋》，早年在长安从师求学期间，饱读儒家经典。西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5年左右），文翁被任命为蜀郡太守。入蜀后，文翁发现蜀地儒学空气非常稀薄，“好仁爱教化”的文翁于是从教育入手，改变蜀地现状。他从自己的属吏中选定十余人来当学员，亲自授课，之后又将他们送往京城长安，跟随博士学习儒家经典、律令。数年后，学员学成归来，他根据各人的学习成绩安排相应的官职，其中成绩优异者官至郡守、刺史。

这样的做法取得成效后，文翁在兴学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名垂青史的一步。他根据已有的经验，创办中国第一个地方官办学校。文翁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垒石为屋，名之曰“文学精舍”。由于讲堂全用石头建筑，故又称“石室”，史称“文翁石室”。文翁亲自担任首任校长，亲力亲为，为学生授课。“文翁石室”政府办学，面向平民招生，学员不仅均享受“除更徭”的优惠，成绩优异者委以“郡县吏”。他在郡府处理政务时，常选一些学生在旁观摩学习，培养他们的经世致用之才。每次出巡所辖县，文翁都选品学兼优的学员同行。班固《汉书》称，民间“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

文翁在成都大办官学，很快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刘彻复制了文翁的做法，在中央政府层面设立了太学，“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开启了中国古代中央官学的历史。他还下诏“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文翁开创的地方官府办学模式被推广到全国，带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儒学兴盛，文教大行。

不仅如此，刘彻还吸取了文翁在成都兴学时，依据考试成绩择优授予官职的做法，实行察举制，让学业与出仕直接相关，打通了“学”通往“官”之间的路径，儒家“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得以实现。察举制也成为后来科举制的滥觞，进而影响了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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