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省政协《政协论坛》话题之四让城乡居民的“钱袋”鼓起来——政协委员热议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本报记者 周晓东／文 本报记者 袁家权／图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和部署。扩大内需首先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解决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会议明确提出，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上来。安徽省政协委员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一定调，不仅是改变财富分配失衡和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更是实现从国富到民富转折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经济增长、消费带动、社会和谐。

现行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

省政协委员吴金山指出，“十一五”期间，安徽省生产总值连跨7个千亿元台阶，提前一年实现万亿元目标，年均增速达13.4%。但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持续低迷的居民购买力形成了强烈反差，多数民众感觉“干得多、拿得少”，从而导致内需不振、经济失衡、社会矛盾凸显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解决，经济发展将会缺乏持续的内在动力。

造成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这几方面，省政协委员吴瑞卿分析认为：一是劳动力价格双轨制。理论上，相近岗位、同等素质的劳动者，在同一区域，收入水平相等或者接近。但现实上并非如此，且差距很大。这种现象的实质就是劳动力价格的双轨制，即市场化与非市场化两种劳动力价格，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性，势必带来待遇的不公平性。二是国有垄断行业收入明显偏高，始终维持着高于竞争性行业的收入水平，这既是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也是制度执行上存在问题。三是农村劳动力收入偏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劳动力收入差距大的根本原因在于二元经济结构，农民从事的产业是传统农业，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因此收入低。城镇居民从事的是现代制造业、信息业和服务业，现代产业劳动生产率高，因此收入高。四是税制结构不合理，限制了税收公平调节功能的发挥。像财产性收入的兴起，先富群体占有资产等要素较多，增加了非劳动收入，比如房屋租金、债券收入等，有财产的人可以通过财产增加收入，但目前的税收体制没有将这部分收入完全计税。

省政协常委项纯文认为，收入差距过大在于没有把“财富蛋糕“分好，这个事实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财富过多地集中到少部分人手里，二是尚有相当数量的低收入人群难以摆脱贫困。社会多数居民收入偏低，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可以说收入分配不公是社会和谐的最大负效应，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省政协委员方浩也认为现行居民收入不合理现状亟待改变。他说，像财产性收入作为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市场化和国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但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前三季度，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9671.7元，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3976元，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为1380.8元，而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只有432.9元，人均财产性收入占比最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12年的经济工作重点是扩内需，但由于居民的消费支出行为一方面受劳动收入的影响，另一方面还通过财富效应受其财富积累水平的影响，因此居民收入构成中财产性收入占比过小，会进一步抑制居民消费的扩张。

正视制约居民增收“瓶颈”

委员们认为，在今年省政协举行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资政会上，省统计局的一份调查数据很能反映问题。从生产角度看，34.8%的城镇居民认为“经济发展不快”是当前制约收入提高的主要因素，45.7%的农村居民认为“二、三产业不发达”影响了收入水平的提高，43.7%的农村居民认为 “现代农业不发达”制约了收入的增加。从就业角度看，47%的城镇居民认为 “就业比较困难”已成为当前居民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在农村，67%的受访者认为，“农民自身文化程度偏低，缺乏技术特长”，导致就业层次偏低，进而影响收入水平的提高。从分配角度看，69.5%的城镇居民认为“工资增长缓慢”是当前制约收入提高的主要因素；59.8%的城镇居民和54.1%农村居民认为“社会保障标准偏低”是当前制约居民增收的主要因素。从流通和服务的角度看，农村受访者反映，由于农资价格持续上涨，推高了农业生产成本，降低了农业比较效益，挤压了农民增收的空间。调查显示，69.2%的农村居民认为 “农业生产成本高”是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

此外，调查中，65.6%的受访者认为“行业收入差距过大”，61.5%的受访者认为 “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过大”，50%的受访者认为“区域收入差距过大”。与此同时，对“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差距较大”、“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认同度，也分别达49.4%和47.2%。

省政协常委项纯文认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在重视发展时对分配重视不够。发展本身过度服从了GDP，初次分配做到了“注重效率”，却难以做到“兼顾公平”。 而且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比较突出，诸如资源配置、门户准入的政策设计偏向强势阶层，未能公平面对全体国民。更为重要的是，二次分配不但没有解决初次分配的失衡，反而承接了初次分配的规则，导致了结果也不公平，加剧了失衡。主要表现为公用资源分配不公，制度监管缺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普通大众在医疗、教育、养老、育幼等生活层面上的负担和困扰加重。这些问题不但引起了所谓“草根阶层”和“精英阶层”的社会对立，也使“维稳”工作难度加大。

省政协委员方浩说，目前社会为什么消费不足？因为人们都不敢消费。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要首先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完善社保体系，使全社会的人都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障带来的好处。只有这样，人们才敢于消费，消费的结果是带动投资。因此，政府要确保初次分配的公平公正，避免贫者更贫、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

委员们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核心要义就是实现从国富到民富的转折。因此，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实现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的目标，重中之重是加快发展步伐，通过经济发展促进居民增收，即在提升企业效益上下功夫，在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上发力，在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上见成效。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各种福利、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有利于起点公平，也是市场竞争的社会安全阀，真正体现社会的公平性，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团结。同时运用税收杠杆促进收入分配基本均衡。税收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之一，强化税收的调节作用，对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体制机制为增收提供保障

“改革关键在于扫除体制障碍，创造平等致富的法制环境，使更多的人有平等的机会进入中等收入者队伍，通过体制机制为城乡居民增收提供坚强的保障。 ”这是委员们的共同心声。

省政协委员吴克明认为，要进一步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省政协常委项纯文更是进一步提出，要提高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责任意识，把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作为对政府和领导人的考核内容，并设定相应的考核标准。在初次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政府要在健全市场机制上有大作为，把起点和过程的公平作为自己的监管职责，逐渐放开准入，让每一个地区、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在二次分配中更加体现公平，政府要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作为自己的执政要务，应设置由人民参与讨论、广泛民意认同的投入标准和投入比例。

省政协委员吴金山认为，进一步健全工资增长机制。要以工资改革为核心，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即按照GDP增长比例确定劳动者报酬调整的幅度和频率，确保职工工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重要的是，要切实加强维权机制建设，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谈判机制，提高普通劳动者与企业的谈判能力。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扩大第三产业的比重，尽快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过来，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缩小贫富之间差距。要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加快推动垄断行业改革，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切实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省政协委员方浩说，要把居民金融资产的保值增值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促进债券市场产品多元化，在制度和环境上鼓励证券、基金行业和商业银行进行金融创新和服务创新，加快研究和推出符合居民不同需求的多元化金融产品，拓宽个人投资渠道。同时，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应该着力加大社保投入，加大各级财政对社会保障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提高对弱势群体和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水平；进一步加大民生工程中新型农民培训力度，增强农民就业创业能力，加强技能培训，通过提升素质为居民增收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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