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定监护？意定监护？遗赠扶养遗赠扶养？独居老人该如何安排归宿

近日，上海88岁老人赠予小区水果摊主300万元房产一事引发很多人关注，两人之间的“意定监护”和“遗赠扶养协议”公证成为关注的焦点。那么，对于有相同需求的老年人来说，是否可以通过公证，来指定自己的监护人以及遗产的归属？记者从合肥多个公证处了解到，“意定监护”属于新名词，目前在合肥鲜有申请办理，而“遗赠扶养协议”已不是“热词”。客观来说，这些公证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老人的合法权利。

独居老人面临监护问题

合肥的刘大爷一直在关注一条新闻的进展，说的是上海一位88岁老人在老伴、儿子都去世后，成为独居老人。此后，这位老人带着水果摊主小游，到上海普陀公证处办理了“意定监护”，决定把自己的晚年和遗产，都托付给小游，并由他为其养老送终。在这一事件中，上海普陀公证处公开回应称，公证机关除了为老人办理“意定监护”，还办理了“遗赠扶养协议”公证材料。在为当事老人办理公证的过程中，公证员与当事人多次进行了交谈，反复确认当事人的意愿后办理了公证。针对老人部分亲属提出的质疑，公证处表示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

一时间，“意定监护”以及“遗赠扶养协议”进入人们的视线，也成为刘大爷关注的焦点。刘大爷告诉记者，他今年61岁，没有孩子，在老伴去世后，他一直独居。“我的哥哥姐姐在外地，岁数也大了。”刘大爷说，现在只有老伴妹妹的儿子住在合肥，会在逢年过节来看看他，而他有事，也会打电话请老伴的外甥来帮忙。

虽然眼下身体还不错，但刘大爷坦言，自己也有老的一天。摆在他面前最现实的问题是，万一哪天自己突然昏迷需要手术，谁来帮他签字。“我能否也通过相关的公证，来指定自己的监护人和遗产的归属呢？”刘大爷说。

合肥鲜有申请意定监护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客户端记者从合肥多家公证处了解到，“意定监护”属于新名词，这两年才刚刚兴起，主要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出现，在合肥少有人申请办理。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意定监护”是《民法总则》第三十三条确定的一项法律制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履行监护职责。

“简单来说，就是老人遇到突发疾病或者意识表达不清楚的情况下，能够有人代表他处理一些事务，比如帮他把银行的存款取出来等。”合肥市徽元公证处相关人士表示，这主要是针对年纪大的老人，在遇到突发情况下，涉及其身后财产的处理。但在申请这一公证的时候，当事人都需要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合肥市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也告诉记者，申请“意定监护”的老人大致有几个群体。“一方面是空巢老人，另外就是对法定继承人不信任，或者法定继承人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申请相关公证，指定自己的监护人等。”

办理遗赠扶养人数不多

记者了解到，与“意定监护”不同，“遗赠扶养协议”公证相对普遍一些，但总体数量也不多。有公证处公证员表示，“平均一年还办不到一起。”“给法定继承人的叫遗嘱，给法定继承人之外的叫遗赠或者遗赠扶养协议。”合肥市衡正公证处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遗赠和遗赠扶养协议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单方赠予，对方可以不接受，而后者是以协议的形式实施赠予和接收，对方承担相应的扶养义务。据介绍，遗赠扶养协议主要针对没有子女的老人，公证办理过程中会非常谨慎。“老人有处分财产的权利和自由，只要老人在此过程中没有受骗上当，都是可以办理相关公证的。”

合肥市徽元公证处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遗赠扶养协议”主要是针对农村五保户和孤寡老人，比如村里集体组织认为哪户人家比较善良，在征得对方同意后要求他来赡养这些孤寡老人，在老人去世之后，其拥有的财产和补贴等都可以交给这户人家继承。

安徽省肥西县公证处的公证员金先生就办理过“遗赠扶养协议”公证，“遗赠扶养协议”针对的是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人。据他了解，协议的另一方一般会定为侄子、远房亲戚等，他还没有办理过遗赠赠予邻居等与当事人完全没有关联的群体。

公证处办理时会很谨慎

事实上，在开展相关公证过程中，公证机关都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意定监护”并没有剥夺法定继承人的法定继承权，一般来说根据约定只是处分财产用于特殊用途。肥西县公证处的公证员金先生解释，根据具体的协议约定，在“意定监护”中，不一定财产归监护人，主要还是代管、处理，比如财产的增值运用以及房产变卖等。

合肥徽元公证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就“意定监护”来说，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年人的申请意识要强一些，做得也多一些，“我们处暂时还没有做过相关的公证。一旦有人提出申请，要开展相关公证时我们也会非常谨慎，比如设立监管账户等。”

合肥市中安公证处相关人士也向记者证实，年纪较大的老人，在对重大财产进行处置时，尤其是交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公证处对当事人的状态会进行非常慎重的审查，在公证过程中一般会要求录像、录音，甚至要求当事人提供医院的相关检查。在他看来，这些公证让相关的权责从法律角度更明确一些，“在当事人没办法表达自己意愿的情况下，以他之前写在纸上的意愿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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