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包公故乡情

翁飞：安徽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研究员。

包拯（999年5月28日—1062年7月3日），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名臣。28岁中进士，初仕和州税监，因孝义返家陪侍老病父母十多年后出仕，曾先后知天长、端州、瀛州、扬州、庐州、池州、开封等县、府，出使过契丹，还在刑部、兵部任过职，在财政部门做过副使、转运使、三司使，在监察部门做过御使、谏议大夫，最后做到枢密副使，成为朝廷的宰辅，死后追赠礼部尚书，谥孝肃。他因当过天章阁待制和龙图阁直学士，使他有了“包待制”、“包龙图”的雅称。老百姓更喜欢直呼“包公”。

千百年来，包拯一直以廉洁奉公、刚正不阿的清官形象载于史册。“龙图包公，生平若何；肺肝冰雪，胸次山河；报国尽忠，临政无阿；杲杲清名，万古不磨”。这世代流传的诗句也表达了在民间，人民对包拯的崇高赞誉。

1999年，包拯千年诞辰之际，我曾参与组织安徽省史学、法学、文学团体与中国法学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合肥联合举办的“纪念包拯诞辰千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的研讨主题为历史研究、法学研究和文学艺术三大领域里的包公研究，并以此征集出版了论文集。在国内学术研究上，孔繁敏先生的《包拯年谱》、《包拯研究》，程如峰先生的《包公传》以及众多法学界关于包拯吏治、监察、执法活动与思想的研究，都将包拯峭直刚毅的形象，揭示得十分透彻。朱万曙先生的《包公故事源流考述》，则偏重从戏剧发展史的角度，对“包公戏”这一独特的民间戏剧现象进行剖析和论述，认为正是包拯身上所具有的优秀品德，使得他成为民间文人和艺人创作颂扬的传奇戏剧人物，在包公身上，寄托了广大底层人民对惩暴安良、扶弱济贫、公正执法、颂扬真善美的愿望和诉求。为此，作者还列举了从元代直到近现代，165种作为包公戏剧来源的故事流传简表。但限于篇幅又限于戏剧史研究的主题，这些民间故事的内容没有充分展开。

今天，作为包拯家乡主管文化宣传的主官（中共肥东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许高彬先生以一己之力，孜孜不懈，穷搜力求，悉心整理，历时数年，终于编写出这样一部50万字的《包公故事》，洋洋大观，内容丰富详实，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为齐全的包公民间故事的汇集，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诚如作者所言：年幼时，就已对铡美案、狸猫换太子等包公故事耳熟能详，憧憬长大之后能以之为榜样，为人伸张正义。稍长后知道包公竟然是我的家乡肥东人，更备感亲切，与远朋自报家门，必以包公故里人自居，并以此为荣。工作之后，有了点社会阅历，对包公益加敬佩，对包公的故事也读得更多、更深。

正是出于对家乡这位名臣先贤的无比敬仰和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作者认为《宋史·包拯传》仅寥寥545字，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于是衍生出许许多多的传说故事和戏曲。看过不少，发现世存的包公故事零散无序，本着家乡人写家乡人故事的情怀，萌发了搜集整理的设想。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对千年包公怀着浓浓乡情的亲情之作、乡土力作。

通观全书，感觉到作者的匠心独运，表现为两大特色：一是体例编排“仕履有痕”；二是故事记述“情景交融”。

体例编排“仕履有痕”，是指作者在全书中，按照包拯一生仕途履历，依次分为“包公未出仕”、“包公在天长”、“包公在端州”、“包公在庐州”、“包公入京城”、“包公在开封”，最后附“包公神断传说”。每一时段所发生和流传下来的故事，时间背景清楚，故事脉络清晰，不少是在故事发生地千载流传下来的，具有很高的存史价值。比如包公在天长的“两次断牛案”，据去年安徽电视台《千年包公》记录片剧组的调研，历史上包公真实的审案只有三次，“断牛案（又叫牛舌案）”就是其中的一次，故事确凿可信，剧组据此在当地进行实景摄制。再如包公在端州，“掷砚化渚洲”，虽然是一段类似神话的传说（包端砚的黄绸布漂到河流下游形成一片沙洲），但在将近千年之后，真正的包公墓在发掘时，现场参与者看到，墓中陪葬品中，文房四宝类只有一方歙砚。包公在端州“一砚不取”经历了千年风雨，得到应验。观者无不动容，这才是真正的“打铁还要自身硬”。作者在此故事篇末，特意录下了后人在端州城门楼上镌刻的对联：“星岩朗耀光山海，砚渚清风播古今。”其教化意义，不言自明。像这样的故事，在全书中比比皆是，它们使包公作为千古名臣，在其仕途的每一个阶段，所留下的一处处痕迹，都是他为自己的人生留下的一座座丰碑。

故事记述“情景交融”。是指作者在记述故事过程中，特别注意运用的方法。“包河藕无丝”，寓意包公铁面无私。“箭杆黄鳝马蹄鳖”体现出包公怜惜家乡民间疾苦，不愿让家乡增加捐输负担。“大门朝北”和“与牛同住”、“不与富人交”反映了包公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廉泉故事”，从合肥包公祠旁边一座“廉泉”井的由来说起，此井本是包拯在庐州为官期间，专为解决附近书院师生喝水难而挖掘，井水清澈明净，它可以在不同的人口中喝出不同的味道。普通百姓喝了解渴，清官喝了清冽可口、甘醇香甜，而贪官喝了必定苦涩难咽，头痛欲裂，而且屡试不爽。后人因而在井上盖了亭子，以纪念包公。清代举人李国蘅据此写了“井亭记”，用以告诫到任的地方官，勿生贪念，至今仍然安放在井亭之中。也许是慑于包公的威名，在庐州府、合肥县，历任知府、知县，极少有贪官。这也是包公的德政，流风余韵所致吧。

因此，寓情于景，寓教化于叙述，在娓娓道来的一个个生动故事中，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充满人间大爱，而又执法无情严于律己的活生生的“包青天”。愿高彬笔下的“包青天”走进合肥百姓的心中，愿《包公故事》成为包拯家乡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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