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 五千年画卷波澜壮阔

青铜圆尊

●丰富的考古材料，已实证了中国100万年人类史、1万年文化史，以及5000多年文明史……

●中华大地在距今1万年左右，就已经开始了稻粟黍的栽培

●良渚古城遗址在2019年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国际学术界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文明史的认同

●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可见“最早的中国”——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态

2021年10月，在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这样回顾了中国百年考古历程：“丰富的考古材料，已实证了中国100万年人类史、1万年文化史，以及5000多年文明史……”百年来，中国考古不仅证明元谋人、北京人等为代表的古人类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更以一个个重大发现证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2021年7月下旬至10月中旬，四川日报全媒体“寻根五千年中华文明，三星堆对话古遗址”大型融媒体报道组针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11处古遗址进行了实地采访。我们在河南安阳殷墟，触摸到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感受到“最早的中国”——夏的王朝气象；我们更在河南仰韶村遗址、浙江良渚遗址、陕西石峁遗址、山西陶寺遗址、安徽凌家滩遗址等地，得以管窥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中华大地的母体上，到处开始文明的孕育。

文明曙光初现

（时间：距今约5800年起）

文明的起源

与农业发展密不可分

在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

中华大地

在距今1万年左右

就已经开始了稻粟黍的栽培

上下5000年，中华大地，这幅文明的画卷波澜壮阔。

王巍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据他介绍，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已超过1万年。“它们均出土了稻的植硅体，被认为当时可能已经开始稻作栽培。”到了2001年，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出土数量较多的炭化稻，再次以确凿的证据证明至少在距今9000年至1万年左右，长江流域已开始稻的栽培。而在北方，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考古人员近年浮选出炭化粟粒，这些距今1万年左右的粟为世界最早。考古学界认为，至少在距今8000年前后，中国已初步形成南稻北粟的农业经济格局，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先民们的精神生活开始丰富多彩。王巍介绍，河南贾湖遗址，发现9000年前的骨笛，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笛子；兴隆洼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中都出现玉玦、玉坠等玉质装饰品，它们是早期中华史前先民聪明才智和精神世界的体现。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20年来，一系列考古发现已基本确认，大约在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文明起源迹象。

10月上旬，河南省三门峡市仰韶村遗址正在进行的第四次考古发掘现场可以看到大型环壕等遗迹。此次发掘现场负责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史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李世伟介绍，这些遗迹所处年代在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大约5000年左右。除了环壕等“城防”设施，还发现玉钺、玉环、象牙镯形器等文物。“玉钺是古代王权象征，发现玉钺残片说明仰韶村遗址存有高等级遗物。”在李世伟看来，此时的仰韶村遗址，“社会复杂化有了比较高程度的发展，文明化进程已经开始。”

在长江流域的湖北石家河遗址，一个大型中心聚落在大约5500年前逐渐发展成一座城——谭家岭古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介绍，这座古城有着由黄土堆筑而成的城墙，城墙之外还有城壕，城壕内总面积约26万平方米。城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此时文明迹象开始出现。随着历史的车轮向前，谭家岭古城极速扩张，面积达到120万平方米。

安徽凌家滩遗址，距今约5800-5300年，这里也发展成为超大型史前聚落。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敬国介绍，凌家滩遗址发现的70多座墓葬中，明显可以看出已出现社会阶层和贫富分化。“玉人、玉鹰、玉版、玉龟……身份显赫的贵族陪葬品十分丰富。”此外，遗址还发现人工修筑的祭坛和壕沟，“可以认为，在距今至少5500年前，凌家滩已开启文明的曙光。”

和凌家滩玉器同样精美的，还有千里之外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玉器。其代表文物玉猪龙，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中距今5500-5000年左右的辽宁牛河梁遗址，以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以及玉器的发现，让学术界确认，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也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

向文明阔步迈进

（时间：距今约5300年）

由于没有考古实证

90多年以前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

历史只被承认到周

1928年，殷墟的科学考古发掘

实证了商代的存在

伴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

考古人员发现

在距今5300年左右

中华大地各地

就已陆续进入文明阶段

浙江良渚古城遗址，正是从5300年前开始营建。它以稻作农业为基础，渐渐发展成为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游客可以清楚地看到良渚古城向心式三重结构——宫殿区、内城与外城。它的城墙利用自然地势堆筑、底部铺垫石块，上部由取自山上的黄色黏土分层堆筑，这种筑城墙的做法，目前在中国以及世界同时代的遗址中都属罕见。

良渚古城作为一个国家形态，还体现在大型工程管理组织能力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良渚的发掘已进行了几十年，他们发现，良渚不仅城址的营建规模宏大，而且建城所需的上千万立方米的土方，需要1万个劳动力至少10年才能营建；位于古城北部的一座大坝更体现了良渚人高度的组织能力。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曾参与良渚遗址考古发掘。他介绍，“为了防止北边山洪对古城的侵害，良渚人在修建古城之前，先动员人力修筑了一座长3.5公里、宽10几米的巨型水坝，这处水坝有高坝低坝之分，除了具有防洪功能，还能调节蓄水用于灌溉。”

在良渚古城的中心莫角山，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宫殿区。此外，良渚墓地能看出社会已出现分化和分工。方向明特别提到反山12号墓出土的刻有神徽的“琮王”和“钺王”，“这表明良渚社会已实现神权、王权集于一人的统治形态。”

也正因为如此，良渚古城遗址在2019年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国际学术界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文明史的认同，也意味着良渚遗址为中华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实证。

近年来，类似的重大考古成果不断出现。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距今约5300年，这处中心聚落，学术界称之为“河洛古国”。

在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还有更多的区域文明开始如花朵般绽放。

山西陶寺遗址，临时复原出来的古老观象台矗立在原野之上。4000多年以前，陶寺先民便能“历象日月星辰”，指导农业生产。陶寺遗址距今约4300-3900年，这里已发现28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城址，世界最古老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大型宫殿、规划有序的城市布局……这里，展露出一个早期国家都城的盛大气象。被学术界认为极可能是“帝尧之都”。王巍认为，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在陶寺，可以看到来自其他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说明黄河中游地区的势力集团广泛吸收周围区域文明的先进因素壮大自己，最终脱颖而出。

在西北大地，位于黄土高原北麓的陕西石峁遗址，也以约40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石破天惊”，在学术界引来巨大关注。石峁古城建于一处山峁之上，用石头层层垒砌，形如平顶“金字塔”。超大型城址、雄伟的建筑以及世界上最早口弦琴、精美玉器等发现，一展黄土高原上这处神秘古国都邑的风采。牛津大学中国艺术和考古学教授杰西卡·罗森曾这样评价，“石峁和其他许多遗址一起，表明中国的文明有许多根基，并不只限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专家们认为，万邦林立的龙山时代，文明的灯塔已然矗立在黄土高原。

开启中华文明总进程

（时间：距今约3800年）

在华夏大地各区域先后诞生的文明

在长期交流中

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

并终在中原地区形成了

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

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

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

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我们见到“最早的中国”——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赵海涛介绍，二里头规模宏大、布局严整，无论是规划观念、宫室制度还是出土文物，都能说明它是史无前例的王朝大都。“二里头的规划观念和宫室制度，充分体现出当时国家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统治格局，独具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特质的王朝礼制已经形成。二里头的高等级墓葬中，还随葬有铜铃以及漆器、海贝、白陶等稀有物品，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资源，体现了二里头统治者对不同地区文化创造的掌握整合和兼收并蓄。”

这里还有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场所，发现多处以幼猪为牺牲的祭祀遗存；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青铜礼器群……

“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甚至东亚地区，只有二里头具备这些史无前例的伟大创造，这说明二里头当时应该处于核心地位以及发展的最高水平。”赵海涛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表现出来的王朝气象，绝大多数商文明完全继承，并且一直延续了下去，“二里头王国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历史从各地文明并存和竞争、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开始进入了二里头一家独大、月明星稀的王国时代。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它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引领者。”

在殷墟遗址，我们同样触摸到一个3000年前王朝的背影。作为盘庚迁殷后的商王朝都城，殷墟宫殿宗庙的四合院建筑相当成熟。这里发现甲骨16万余片，目前已释读出来甲骨文4300余字，在甲骨文基础上形成的汉字，至今为中国人使用。这里还发现了中国最大青铜器司母戊鼎，见证了中国青铜铸造技术的巅峰……

在夏商的国家版图之外，尽管还存在着诸如三星堆这样的区域文明，但夏商的礼制传统已开始对外形成强大的辐射和影响。在三星堆，可以看到二里头文化的玉璋、陶盉、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也能看到和殷墟青铜器相似的青铜尊罍及有领玉璧。二里头的玉璋，更是极可能以三星堆为中转站，向南辐射到越南北部……

知其所来，方知所往。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到交流互鉴，再到百川归海，渐渐形成共同的礼制传统和文化认同，最终促成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本版撰稿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 吴梦琳 成博 李婷

本版摄影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向宇 吴枫 韦维

部分图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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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多年前 中国出现第一个玉文化高峰

安徽凌家滩遗址，距今约5800-5300年，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的一处超大型史前聚落。凌家滩出土了千余件制作精美的玉器，让凌家滩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并列为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其中凌家滩年代最早，也堪称迄今所发现的中国史前第一个玉文化高峰。

考古发现，凌家滩遗址的总面积超过220万平方米。从壕沟、祭坛等大型建筑来看，凌家滩先民已经掌握了修建大型公共设施的能力，反映出有组织性的社会调度能力，同时农业生产已达到很高程度，粮食已能满足当时人民社会生活需求。数量丰富的出土玉器中，彰显着凌家滩远古先民的神巫、图腾等崇拜，同时体现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进入了“以玉为礼”的新的社会形态。

凌家滩曾经出土过一件玉龟，它的腹甲中间还有一块精美玉版。这套组合以及其上刻画的圆圈、八角星等图案组合，被学术界认为类似于原始的八卦图，并不仅仅具有占卜的内涵，还代表着凌家滩人的宇宙观，已经有了观测天文、研究“时空”的思想。

这里发现的祭坛为三层式建筑，最底层为自然黄土累积，往上第二层则铺垫石块，最上面的一层则类似于现在的三合土，由石块、黏土等混合夯成。祭坛总面积达到1200平方米，修筑如此复杂的建筑，其建筑技术远远超过红山和良渚文化的祭坛。

考古发掘的70多座墓葬中，也看出当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有身份显赫的贵族，陪葬器物十分丰富，玉石器占比达到70%以上；平民阶层陪葬品则几乎没有玉器，只有一些用作生活用具的陶器。

种种迹象表明，凌家滩遗址在50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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