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孙树兴同志

□万以学

早已被时光定格的记忆片断，也会慢慢褪色，最后让你觉得心如止水。但构成你生命生长的记忆片断，却显然不是这样。她日常并不显现，但当她慢慢从脑海深处走来时，却是无从追溯，更是无可阻挡，无从抗拒。如同星光照耀幽暗，勾画出自己模糊的生命轮廓。

时光不能关注。转眼孙树兴同志离开我们有两年了。一直想给孙树兴同志写点文字。但事实是，一坐下来，就感到心烦意乱，情绪汹涌，注意力难以集中。其实我称孙树兴为同志，并不顺口。倒不是“同志”这个词有段时间似乎离开了我们，在一些人那里变得拗口。在我们这一班人心目中，喊孙树兴同志为孙书记特别顺溜。但考虑写成文字，掂量还是用同志这个称谓较好。孙树兴同志他们那一代，是一个用命去拼工作的时代，特别在描述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同志”这个称谓相对更准确。否则很难正确理解上级与下级，长辈与晚辈，领导与秘书，公职与私交的关系。

我1982年大学毕业后，经组织分配直接进入公务员系统，其实个人的兴趣、志向和能力都不是当官的料。从矿工子弟一直到大学，从未有机会接受从政的教育与训练。对职级、职位之类从不敏感，更没有什么神圣感、敬畏感，甚至缺少对官场礼仪的基本常识。庆幸那时多数人并不以此为意。给孙树兴同志当秘书我也没有思想准备。当时我抽调去农村参加整党，整党结束，原单位回不去，蒙崔厚贤、郑宪景等领导同志厚爱，就留在市委办公室，打打杂，抄抄稿。后来孙树兴同志的秘书史烈义自己要求下基层到工厂工作，他的秘书岗位出现空缺。当时办公室内人手太少，可选择余地不大。领导就让我临时顶岗。回想跟随孙树兴同志做秘书，大体约有一年半时间，主要只做三件事。一是坐办公室接待。因来汇报工作的人多，大多有约，也有很多没有约，径直来谈工作的，我就帮着招呼入座，倒茶，有时接接电话。还有时间则扎在科室里，整材料，抄稿子，和其他秘书厮混。二是跟着他跑工厂和农村调研。孙树兴同志下去，很多时候不带包，只手上拿着一个小本本。他的公文包比较大，就是带也是自己拎着，不让我拎。我这个秘书只拎着自己的一个小包。他对铜陵情况极其熟悉。下去调研，大多是带着问题，而不是带着人马，直奔田间地头，工地车间。一般不与县区领导打招呼，甚至乡镇领导、工厂领导也不说。只是有事要交办才请他们来。他对一些具体情况了解极其深入，特别是事关民生的一些事务，如煤气、市场供应、养殖等，县区领导和厂矿领导要倒过来听他解释说明一些具体细节。所以他的话权威很重，别人很少能还嘴辩驳。他记忆力也特好，对相关事实特别是数字记的很牢。一遍听下来，他能就你汇报的内容立即复核一些数字。所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编造数字搞假报告。三是写稿。孙树兴同志的日常讲话，基本不用稿，只是每年的年中和年末的工作会议讲话，才按规定搞文字稿。一般由办公室组织准备。我主要在办公室领导下写这个稿子。和当时很多领导不太一样，他不仅讲意思要求，还自己改稿，尤其是涉及经济的部分。他极其认真，通常会对稿子反复修改，甚至逐字逐句改。有时稿纸上布满他的铅笔字和勾画线条，多到连他自己也不能把改动的地方再理出。这里主要是他对实际工作的思考和再思考。必须准确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与具体要求，真实地解决具体问题。不是我们秘书抄抄写写，也不是人云亦云、走套路玩概念可以应付的。而对他修改好的稿子，他仍给予我们很大的权力再改。在他那里，没有“一字不易”这一说。

对工作要求严格只是他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对同志的关心，特别是对年轻同志的关心、爱护和尊重。那不是作秀，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提携。孙树兴同志很乐意听取不同意见，尤其是年轻人的意见，在很多地方，我甚至感到他是在有意激励引发不同意见。

也许因为年轻时在矿山和公安工作过，又长期超负荷工作，孙树兴同志睡眠不好，有饮酒习惯。不喝上一点，很难入眠。他下乡和去工厂从不在下面吃饭，总是回来吃。我窃以为这也是原因之一。给他当秘书的时间里，他的家门我从未进入过。有一天下班送他回家，他突然说，你要不急着回家就去给我买点酒。我感到很荣幸，这是他首次交办工作之外的事情给我。他自己上楼回家拿了个小塑料桶给我，让我去酒厂打酒。那时铜陵酒厂还在，生产俗称山芋干子的酒。市面上畅销的是一种三角形瓶子的口子酒，算是高档酒。我去酒厂，即在铜陵军分区旁边，如今已经拆了变成公园的地方。那时市里正大搞荒山、荒坡、荒水、荒滩所谓“四荒”开发，我们经常去酒厂搞酒糟改饲料试验，在酒厂混得人头很熟。买好酒，赶来的厂长说，你买的都是酒尾巴，现在机关收账的人都下班了，钱就算了。正相互推让着，驾驶员时培业见状上来，严肃地说，你要付钱，不然回去肯定挨骂。我说当然。厂长见我俩一个声调，才嘿嘿一笑把钱收了。

还有一次在合肥，省里在华侨饭店开会。那时自助餐还没有推广开，开会就餐多是10个人一桌，凑齐了才吃。会议当然是不供酒水的。孙树兴同志有时和会议同志一起吃，但多数是他挟点菜放在一个盘里端到一旁去吃。省里专门给他在角落里安个座，每餐给他一个玻璃杯，外表看是茶杯，实际里边装有二两酒。这是省委领导专门打招呼给他备的。参会的老同志大多知道内情，多是远远打个招呼，老孙吃饭呢。从不靠近。白酒有酒味，靠近会闻到，还得多叨叨几句总不方便。其他与会的看他年纪大，见别人都很尊重的样子，也没人想去或敢去打扰他。那时风气好，省内还有一个领导，想送他酒，在大夏天专门穿件夹克衫，把半斤装的一瓶酒夹藏在腋下，趁大家都午休时才给他送来，偷偷摸摸搞的就像特工似的。那时汤守道是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是铜陵参会者中最年轻的，知道孙树兴同志要喝酒，他自己也喜欢搞点。会议时间有点长，他扛不住了，他不敢自己去和孙树兴说，就悄悄对我说，我出钱，你去动员，我们出去喝一点。他的动议得到了时任人大主任赵指南、政协主席周本源的响应，都说好。我就去汇报，他说会上伙食挺好，干嘛要出去吃。我如实报告说他们都想喝点。他说会上不安排钱从哪出。我说每个人的出差补助在我这里，多退少补，不够汤市长说他兜底。最后他同意了。我与政协驾驶员徐经文去筹备。我们把地点选在华侨饭店对面的黄山大厦，这样不用开车，不引人注意。下午会议散后，我们分开行动，各自以散步的方式去黄山大厦。记得那时天热，空调还是个稀罕物，我们找的包间空调失灵。但他们商量，决定不再换地方，餐叙照计划继续执行。那天很快乐，他们几个60岁上下的人，约定好不打酒官司不扯皮，待菜上好后，又把服务员支开，将身上的衬衣也脱了，只穿个背心，满头大汗、畅快淋漓地放开喝了两瓶酒。然后又分散开来，各自悄悄回华侨饭店。这事过好多年我才解密，把这事说给别人听，结果没有几个人相信。说你那几个是什么人啊。我说都是一个地级市的当家人。他们无言，只能是呵呵一笑。

后来他直接从市委书记岗位退下。按今天说法是“裸退”，没有在市里保留或改任其他党政职务。退下后，他再也不问政事。对有些流言他听了也就是笑笑，不作解释辨白。总说他们干得很好，少去打扰、不去打扰就是最大的支持。为此他还很少外出参加社会活动。对此，一直有人半信半疑。开始几年，总有人上门看望，以后来的人慢慢少了，他自己的活动范围才慢慢大了起来。他那个时代的人，似乎从没有自己的生活。除了工作，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没有旅游、高尔夫、筵宴、音乐会，甚至没有电影。在人情关系上，从不搞什么私谊，为自己退休后生活搞铺垫、埋线索。他学会了下围棋。和他下棋的，多是街坊邻居，有老干部，也有老工人。他倒没有什么不适应，但开始很多人对他不适应，后来都习惯了。据说也碰到过人半开玩笑、半发泄地当面怼他。他也只是笑笑，我本来就是老百姓一个，一笑而过。其实他心里明镜一样，说搁在今天，那人那事他还会那么处理。没有个人恩怨的。

孙树兴同志逝世后，我的中学、小学同学潘树森闻讯写了一篇文章，我推荐在《铜陵日报》发表了。他的故事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当时我们的家境都极度贫困，都在准备高考，以期改变命运。突然有一天，我们的班主任潘友全老师在课堂上找到他，问他的户口在哪。他完全蒙了。他是“黑户口”。在原户籍地巢湖已经迁出，但在铜陵并未迁入。“黑户口”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按所谓政策是不能参加高考的。当时任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的孙树兴同志，在这件事上花了心思，还担了责任。最后潘树森顺利考入了安徽师范大学，同时解决了户口。他大学毕业后，孙树兴同志还关心过他家的生活。多年后，早已移居深圳的他，几次和我说，他想请孙书记吃餐饭。我和孙树兴同志说，他说他不记得了。只说可能吧，这样的事多。反复提醒，他方想起来，过去铜官山区锅厂是有个老师傅家孩子因户口差点没能参加高考，说你们还是同学啊。但阴差阳错，潘树森这餐饭一直未能请上。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他退休多年，我去他家方便了，但我仍去的少，多数是逢年过节时去看他。每次去，他总留我吃饭。由他爱人徐阿姨亲自做菜。他酒量一直很好。我的工作变动频仍，四处交流，回铜陵越来越少。突然有一天，沙开业同志给我打电话，说有个不好的消息，孙书记身体检查发现癌症病变。我同人民医院院长戴晏联系，他给予了确认。我赶回去看他。他显的精神很好的样子说没事、没事。过一段时间，听说他出院回家了，再去看他。他则显的很疲惫、很无力，但很淡定，说今天不请你吃饭了，这一次情况恐怕不好。待我回单位不久，听说他又住院了。我趁国庆节回铜，到医院看他。他躺在病床上，微笑着，很镇定地握着我的手说，我这次进来怕是出不去了。我80多了，差不多了，该走了，不麻烦了。黝黑泛白的脸上看不出伤感，眷恋，遗憾，那应是一种应该来了就来了，应该走了就走了的泰然吧。停了一会，他又说，你不要来了，看这一次就好了。你现在还在岗，工作忙，不用来看了，该干什么去干什么。然后很疲倦的样子，好像在说我说完了，我要休息了。我在离开房间的一刹那，回头看了一眼，似乎他的眼睛是睁的，眸子里有光闪动了一下，并没睡着。这就是他吧，总怕耽误别人的事、公家的事。他的儿子孙中辉说他已郑重交待，如果他情况恶化，失去说话能力，绝对不许做开颅开腔、切插管等手术抢救，他不想浪费国家资源，也不想受罪。我再接到医院电话时，他已经走了。据说很安详。

如今孙树兴同志安静地归葬在乌木山公墓。今年清明，我去给他扫墓。他的墓位在山脊上。他的遗容照是他自己选的。一如既往，理着露出发根的平头，白花花的头发总是根根矗立着，嘴半张半抿慈祥地微笑着，似乎对一切世上事都了然于心，也许是老年的生活顺意，曾刀雕斧凿一般的脸上皱纹被抹平了不少，只留有眼角的皱纹阳光般射出。特别是那双眼睛，像星星般发着深邃晶亮润和的光，有一种无声无息的穿透力，它静静地望着远方，穿过眼前的石碑、柏树，青山和绿水，静静地望着谷底一波一波来祭祀的人流，静静地望着你。我前后左右仔细看了一下，孙树兴同志墓位的前后左右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也有他曾长期工作过的铜陵有色公司的工人。我相信他在这里安心。家里人懂他，把他放在老百姓中间。他在世时，始终住在普通市民社区里，从没想过要搞机关小区、干部小楼。在人间不搞，到另一个世界也不会搞。我不知道他隔壁的人在冥冥中知不知道，他紧邻的是孙树兴同志，曾经的铜陵市的最高领导。他们理解的共产党人、共产党的官，原来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我那成年的儿子主动在他老人家的墓前磕了一个头。

孙树兴同志的忌日快到了。权以这篇小文为纸钱遥祭。盼望您在天上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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