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隐藏在家乡合肥的“百年心事” 解读《姥山塔碑文记》《重修包孝肃公祠记》的春秋笔法

仿似一块凹凸镜笼罩着李鸿章的一生，视角不同，观感自然各不相同：看起来很风光，内心却有说不出的痛苦、忧愤、牢骚、抑郁和无奈，这种苦闷李鸿章不敢明目张胆地说出来，只好写在家乡两篇碑文记中，这一“秘密心事”至今已隐藏130多年。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铜，号少荃，合肥东乡磨店人。他生于斯长于斯，至成年考取功名，走向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建功立业。无论走到哪里，家乡在他的成长历程中都发挥重要作用。李鸿章从合肥走出去，并且带出一批“老乡”成为晚清至民国初期足以影响中国政坛的重要人物；他始终不忘家乡的养育之恩，在合肥修桥铺路、修庙建祠，办了许多有益桑梓之事。无论历史如何评价李鸿章，合肥人一直视李鸿章为老乡，津津乐道的是他的书法文章、传闻轶事。在合肥一带有着许多关于李鸿章的文字记载和民间传说，这其中，李鸿章为家乡撰写的《姥山塔碑文记》《重修包孝肃公祠记》两篇碑文记所运用的春秋笔法及其所蕴含的“情绪密码”更是耐人寻味。

两篇碑文记所蕴含的作者“情绪密码”

合肥自古人杰地灵，然而，历朝历代多出文官武将，却没有出过状元。姥山是古庐州的“水口”，民谚：“姥山不尖势不足，合肥状元难得出”。庐州知府严尔珪为验证此谣，倡议在姥山上修建文峰塔。明崇祯四年（1631年），由合肥知县熊文举亲自督工，甫成四层，因战乱而辍工。247年后，清光绪四年（1878）李鸿章倡捐，再续建三层，由闲居在家的淮军名将吴毓芬负责续建施工。两年后，李鸿章撰写《姥山塔碑文记》，全文1092字，镶嵌在古塔门左侧塔壁上。碑文叙述了修姥山塔的目的：其一，“眷怀故乡”“念我乡人”的家乡情怀；其二，对湖神 “助以人力”的崇拜；其三，姥山“盖天设之险，全皖之险为湖，全湖之险为山，犹天门之屹立于长江天堑也。顾山名不见史策（册），唯唐罗隐有姥山诗”，续建姥山塔是弥补“山名不见史策”的缺失。

清光绪八年（1882），母亲去世，李鸿章返回庐州守孝三个月，捐资重修包公祠。1884年李鸿章于天津撰写《重修包孝肃公祠记》，全文440字，现碑存包公祠正殿内。李鸿章倡导修建包公祠的目的，是对同乡包拯的崇敬，让家乡后人铭记包拯。“公之清风介节，举世已奉如神明；其精神气象，至今尚仿佛于村氓、野老、孺子之口，是固无所往而不在，而岂有待于于祠欤！鸿章顾倦倦于兹者，将使我邦人士瞻拜公祠”。

《姥山塔碑文记》《重修包孝肃公祠记》是李鸿章留给家乡父老的两篇重要文章和遗物。两篇碑文主题突出，结构完整，夹叙夹议，层次分明。细读文章，令人深思。李鸿章在《姥山塔碑文记》中突然笔锋一转，写道：“洪武末年，猜忌特甚，故开国谋猷，摩崖不纪其事与？”其内容，不仅与姥山塔毫不相干，也与前文难以衔接，出现了“文不对题”。笔者以为，这看似不符合他文学修养的水准，事实上正是他以“文光射斗”隐喻特别涵义和目的。

同样，在《重修包孝肃公祠记》最后一句，李鸿章竟感慨“不自知其何心而献欷不自禁也”。俗话说：人不伤心不流泪。李鸿章情不自禁落泪究竟为哪般？

李鸿章为何在《姥山塔碑文记》中特别强调“洪武末年，猜忌特甚”？为何在撰写《重修包孝肃公祠记》时，情不自禁伤心落泪？其中缘由，只能从两篇碑文记中寻找，这对研究李鸿章彼时的心情、处境、志向以及所选择的奋斗方式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姥山塔碑文记》中的“猜忌特甚”是在隐喻什么？

李鸿章撰写《姥山塔碑文记》的时间是1880年。自1870年接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之职的十年时间里，李鸿章1872年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1874，由于日本侵犯台湾，他上奏《筹议海防折》；又建议设洋学局，对考试功名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1875年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1876年从英国订购“蚊子船”，又建议修建铁路；1877年建议开发矿业，1878年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等等。但这些活动提出与开展，都受到重重困难与阻挠，“受尽天下百官气”，能不心酸困惑吗？

李鸿章在碑文记的第二段叙述三国时巢湖水战、明朝时巢湖水军活动和朱元璋招募水军的历史。突然笔锋一转写道：“洪武末年，猜忌特甚，故开国谋猷，摩崖不纪其事与？”由于晚年朱元璋猜疑心特重，像胡惟庸、李善长等诸多开国大臣被诛杀。而李鸿章当时面对的慈禧太后也像朱元璋晚年一样，不仅善妒猜疑，还心狠手辣。李鸿章周旋于清王朝民族矛盾激化、心狠手辣的慈禧太后与复杂朝野官僚内斗夹缝中，必须小心翼翼，步步为营，虽然他敢做、敢管、敢冲，却对清王朝国务之事不敢越雷池半步，否则将遭到像明朝胡惟庸、李善长等开国大臣的同样下场，这是李鸿章当时最大的心病。

李鸿章的无奈有史实可考。1874年，李鸿章上奏《筹议海防折》，引起海防与塞防大争议，而遭到强烈反对。顽固派、内阁学士宋晋在奏折中说：“殚竭脂膏以争此未必果胜之事，殊为无益。”1872年，成立上海轮船招商局，李鸿章除了面对朝廷守旧派的阻挠，还要面对与外国轮船行业的激烈斗争与竞争。1874年，李鸿章向恭亲王陈述修建铁路的利益，恭亲王却以天下无人敢出来主持这件事及两宫太后也不能决定此等大计为由相拒绝。李鸿章感慨万千，牢骚满腹，发誓“从此就绝口不谈修铁路”。

“维窣堵波，创自西域。流入东土，龙象增色。”文章表面上是说塔的来历，事实暗指清王朝是满族统治，就像塔的来历一样，从辽东占领中原后，用武力统一建立大清国。虽然使用汉人充当大臣，但爱新觉罗家族“猜忌特甚”，比晚年朱元璋更加厉害，似“镇压风水的符咒”，掣肘汉臣的作为。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就是一个例子，完成了征剿太平天国和捻军的任务后，清廷怕他功高盖主，逼他裁减湘军。湘军与巢湖水军一样，“舟师既去，营垒亦废，惟两塘为草昧，断碑残碣无复存者。”反观己身，李鸿章虽然壮大了淮军，可是朝廷一边利用他，更是一边防备他。他虽执掌淮军、北洋水师两大军权，却未进入军机处；当海军发展到一定阶段，海军军费也说扣就扣。

因此，可以说李鸿章在《姥山塔碑文记》中“文光射斗”的隐喻，目的在于叙说自己当时内心的痛苦、牢骚和无奈。

撰写《重修包孝肃公祠记》潸然泪下为哪般？

在《重修包孝肃公祠记》中，李鸿章“不自知其何心而献欷不自禁也”为哪般？要解开他心灵深处的这个结，确非易事，但这个谜底在碑文里也可以管中窥豹。

清代与宋代立新君方式不同。李鸿章在碑文开始写道：“吾庐包孝肃公仕宋仁宗朝，侃侃有声，多所论列，而其大节尤在争国本一事。方是时，众正盈廷，韩、富诸贤虑不及此。独公以七十无子，一语感发君心。”他对包公建议立太子一事，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站得高，看得远，抓住了封建国家的根本问题，解决好立太子问题，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灾难。很显然联系晚清王朝，建立新君，这是关系到国家盛衰存亡的根本大事，历代都按“家天下”的法则，立嫡、立长、立贤，一般允许大臣建议或共议，在清代却认为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内部事务，不容许别的人说三道四，更不用说汉族官员了。康熙时，汉人大学士王按效法包公，上章请立太子，结果却落得要被充军伊犁的下场。清朝满族没有立太子的传统，都是老皇帝临死前写个密诏确定。李鸿章显然看到满族清朝的弊端，而且问题很严重。他不能像包公那样可以慷慨陈词，而是敢怒不敢言。他与同乡先人包公相比，感觉到自己可怜和伤心，当然情不自禁流泪。

另外，清代与宋代国内矛盾性质不一样。宋代是汉人统治汉人，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典章制度，上下都很适应，国家内部只有阶级矛盾，没有民族隔阂。清代是满人统治汉人，国家内部民族矛盾深刻，民族歧视始终存在。李鸿章虽然身为国家重臣，但不能像包公那样犯颜直谏。史论他权倾朝野，称“中堂大人”，但他并未真正进入清王朝中央政府核心集团。李鸿章所目睹身受的民族歧视之苦，包公是绝对不会有的。朝廷利用他的能力，他利用自己在朝廷的威望，全力推行洋务运动，可总是受到朝廷的掣肘和百官的阻挠，“受尽天下百官气”。他不能像包公那样犯颜直谏，只能委曲求全最大限度地竭尽自己的历史责任。处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当权者仍过着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长此下去，大清之命运如何？他个人之命运又如何？大厦将倾，一木难持，他怎能不落下泪来！

李鸿章与包公面对的当权者不一样。宋仁宗赵祯与慈禧都是一国之主，都意识到保全祖宗基业的重任。他俩除有着明显的民族传统差异和男女性别之分外，还有着素质、个性、作风上的巨大反差。赵祯勤政、 爱民、尊老、敬贤，待人诚恳，能听取不同声音，择善而从，实行过“庆历新政”，造就了颇有名气的“嘉祐盛世”，像包公这样刚正不阿的人，也能步步升迁，直到进入国家最高的决策圈。历史上评价宋仁宗是“守成令主”，一个好皇帝。

而慈禧心狠手辣，独揽大权，穷奢极欲。她重用李鸿章，又限制他的地位，牵制他的行事。借口祖宗大法，拒绝革新。谁敢越雷池半步，将会闯下杀身之祸。李鸿章在《重修包孝肃公祠记》中写道：“‘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可胜言哉”。包公刚毅，外戚怕他，老百姓都很爱戴他，皇帝欣赏他。当李鸿章进入“参政”，朝廷同僚有相当一部分人因循守旧、妒贤嫉能的心态毫无掩饰，他遭到弹劾次数约800多次。江河日下的清代后期，吹牛拍马之风盛行，上层社会腐败，李鸿章胸怀救世策，却受不到欢迎，处处受到牵制，他怎能不伤心落泪！（作者单位：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合肥市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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