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庐州的耕读往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放学的孩子们。 清朝时的庐州府学示意图。 庐州府学新貌。 香花墩上面的包公书院。 庐阳书院原址上已经演变成合肥九中。 黄麓师范，一尊汉白玉的张治中先生雕像矗立眼前，身后就是修缮后的思源堂。

又到开学季，“寂寞”月余的学校渐渐恢复人气，笑声、歌声、读书声洋洋盈耳。遥想古庐州，学塾满城、书声琅琅，大概也是同样的热闹。“有书声，有线声，有孩儿声，才是人家”，合肥自古崇尚诗书、重视教育，大大小小的书院、学塾遍布街巷，历代考取进士百余人。

今天的合肥正在朝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之都阔步迈进。而尚学之风，早已深入合肥人的骨髓。细细寻觅，依然能探得“诗书礼仪古庐州”的踪迹，穿越千年光阴仍然书香弥漫。开学之际，我们一起品味古庐州的耕读往事。

庐州学塾遍布 《三字经》启蒙学

“蒙以养正，圣功也”，古往今来，中国人一直重视儿童教育。古代的“小学”，称为“蒙学”，源于西周。古人大体在8~15岁入学，当今人不喜的“八岁八糊涂”却是当时主流上学年龄，东汉哲学家王充、宋代文学家苏东坡等名人都是8岁入学。具体入蒙学的年龄，取决于家庭条件和孩子的心智发育情况，小点、大点的都有，历史上还有30岁入蒙学的个例。

一直以来，学塾是蒙学的教学“主力”，在民间尤其是农村颇为“流行”。蔡传轼撰写的《旧时的合肥学塾》中记载，古庐州的学塾源远流长，或是富贵人家请老师到家里教书，称为坐馆，亦称东馆；或是教师在家设馆教学，称为私塾。两者之中，设馆最多，一直维持到解放初期，东馆在上世纪30年代就逐渐绝迹。

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裴章传说，庐州人素以耕读传家，在合肥曾发现一块石碑，上书“有书声，有线声，有孩儿声，才是人家”，足见合肥人的教育情结。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庐州人家一定会送孩子读书，有些贫寒家庭宁愿“勒紧裤带”，也决不轻废子女学业。学塾属于私学，入学不用考试，只要征得老师同意即可。古庐州人尊师重教，在他们的传统观念里，先生是引导前程的人，应“视师大于父”。因此，孩童初入学堂，必要向先生鞠躬行礼，并朝孔夫子像跪拜。放学之后，路见先生，必立正行礼，甚为恭敬。

如果说以前的蒙学是私学“挑大梁”，明朝时官学则“后来者居上”，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咱安徽“老乡”朱元璋，文化虽然不高，却非常重视教育，在他的诏令和地方官吏的倡导下，蒙学取得长足发展，进入“黄金时代”。明清教育史研究学者张室龙，曾考证明代安徽的蒙学教育，他认为，蒙学教育在当时逐步向政府行为转化，与官学系统“接轨”，成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一员”。

当时，庐州地方政府广办社学，据张室龙考证有64所，“在城九在乡五十有五”，“幼童十五岁以下者送入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不过，推行社学开始并不顺利，“社学一设，官吏以为营生。有愿读书者无钱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曾出现过“有父子两人，或稼或商，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布衣皇帝”怕“逼坏良民不暇读书之家”，一度停办社学，洪武十六年后才作为常制，被明历朝推行。

从东汉魏晋唐以识字为主要功能，到宋元明清以教授三纲五常的规范及知识为主要功能，蒙学的教学内容不断发展、完善。尤其是明朝时，蒙学教育最全面，基本程序为识字、写字、阅读、属对、作诗、作文，分为识字阶段和读经阶段“两步走”完成教学任务。“识字阶段，蒙童使用《童蒙训》《小四书》等教材，读经阶段选用教材为四书五经、《龙文鞭影》等。”

某种程度上，古庐州也是有“义务教育”传统的。“老合肥”周长云今年86岁，小时曾听村里读过私塾的老人们说过，古代“公认”的“开蒙”年龄为4岁，这时的孩子能调皮捣蛋，但又没有劳动能力，家长多把他们送去私塾。有的地方不止男孩能上学，女孩也可以，有女馆专教女生，还有《女论语》、《女四书》等“女用课本”。

蒙学的学费，一般的私塾多按“人头”收费，一些声望高又不以学费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塾师，只在年节收受学生的馈赠。古庐州城内还有义学，地方上聘请塾师在祠堂、庙宇等公共场所，设馆教授贫寒子弟。义学一般不收学费，有的还发给学习用品，相当于古代的“希望小学”。晚清末年，庐州城内有周氏义塾、文昌宫识字义塾。

古庐州的“高等学府”

古代没有中学，只有“小学”和“大学”，“小学”一般是“七年制”，“学制”长的要十年，最短的也要三年。因此，古人不是“小升初”，而是“小升大”。

蒙学“毕业”的人称为“童生”，只有通过“升学考试”——童试，才能升入“大学”，成为秀才。别看秀才是古代“学历”中最低的，放到今天却不得了，连闯县试、府试和院试“三关”，最后每个县录取15个左右秀才。从录取比例看，秀才的“含金量”，并不亚于今天的985、211名牌大学生。以秀才为主要招生对象的县学，是合肥最高教育机构，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地方官办大学。

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云胜介绍，合肥县学始建于明代，原址在今天长江路省总工会大楼附近。重视教育的朱元璋，除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在都司、行都司设立儒学，在各府、州、县也分设府学、州学、县学，合肥当然也不例外。合肥县学内设教谕一人，训导数人，嘱托若干。其中，教谕相当于今天的校长，在当时，教谕和训导都算官员，在志书里入“职官表”的。

“和现代学堂或学校不同，县学没有固定的课程，而是随岁科两试题例变更。”李云胜说，县学“教材”以《九经》为主，但要求较低，只要达到通一经或“未通经，精神聪悟，有文词史学者”，即可“毕业”。合肥县学有丰富的藏书，如《四书大全》、《易经》、《书经》、《春秋》、《礼记》、《性理大全》、《资治通鉴》、《学政全书》、《上谕》、《十三经》、《康熙字典》、《廿一史》、《大清律》等。

回望历史，合肥第一所官办的地级市学校是庐州府学，始建于唐朝会昌年间，宋朝时一度改为景贤书院。和州、县官学的生源不同，书院的招生对象一般从童生到举人兼收，学术地位越高的书院，贡生、监生、举人越多，而学术地位低的书院则以童生、秀才为主。从生源看，中国历史上的四大书院，和今天的清华、北大有的一拼，集聚“天之骄子”。

古庐州城的书院，虽比不上“四大书院”的风光，但也影响了大批莘莘学子，有不少值得一书之处。景贤书院是其中“典范”。

明代庐州知府马金，十分重视教育，在任上大力发展景贤书院，培养才子。历史上的景贤书院规模宏大，自南向北依次建有棂星门、泮池桥、戟门、月台、大成殿、明伦堂等，另有配殿、礼门、崇圣祠等附属建筑，大成殿里供奉至圣先师孔子位，两厢配颜子、孟子等人之位。

自创建以来，景贤书院一直是庐州学子、书生，乃至学者、清官们流连忘返、研疑解惑的场所，留下了姚铉、窦默、蔡悉、龚鼎孳、李天馥、朱景昭、蒯光典、李鸿章等众多庐州名人的足迹。特别是晚清重臣李鸿章，被“庐州府学”评为优贡，从此走向求仕之途。他代表了合肥人的“文化实力”。

清乾隆年间，景贤书院重修改为学宫，又称文庙。过去，合肥县甚至包括整个庐州府的考生，考试之前一定会拜谒文庙，过状元桥、跪拜孔子牌位、爬笔架山、喝状元井水，祈求考出个好成绩。之后，几经更兴，景贤书院最终“变身”为合肥四中，校园里至今仍可追寻曾经的文脉。今年，学宫被列入合肥市区第一批历史建筑名录。

合肥“一里三公”的“兴学”往事

合肥“一里三公”，几乎人尽皆知。但你或许不知道，他们在古庐州城，都曾留下一些关于兴学的故事。

包公书院，位于包河“香花墩”这处小洲上，正是今天的包公祠所在。常有合肥人说，香花墩是包公年少读书的地方，其实不然，它是后人为纪念包公而建的，起初为寺庙，明代改建为包公书院，供包公后裔和城内有声望的大家子弟读书。山东新城县知县黄金在《包公书院记》中，记载了修建始末和书院“花容”：“郡城有河，河之中有洲，旧为浮图氏之教所据。太守至是，撤而去之。南面建屋无间，中坐公像，东西翼以夹室，植竹木于周围，而环之以墙，前建大门，其地俊，叠石为梯，数十级登焉……”

庐阳书院是庐州城另一著名书院，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原名为“横渠书院”，当时“门堂讲舍十余楹”。根据《安徽教育志》记载，庐阳书院是为清朝科举制度服务的，合肥、庐江、舒城、无为、巢县五邑生童肄业之所，教授“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书院名师荟萃，桐城派著名学者方东树、李鸿章恩师杨静贤等曾任院长，晚清合肥“三怪”朱景昭、徐子苓、王尚辰曾主持讲席。

就读庐阳书院要经过“入学考试”，“召五县生童扃门命题，亲定甲乙，择其优者，居之于院，延名师朝夕讲贯”，平时还有“月考”，“邑令、学博按月课试之，奖其勤，策其惰。”书院备受庐州人热捧，报名者众，一度“增置正谊堂，增加正课外课生额”。可惜，太平天国战乱，风光无限的庐阳书院被毁，直至十余年后，才经乡绅富奢集资重建。

1879年，李鸿章等人提议，将府学考棚余屋增修扩为书院，增加学田，他还亲题匾额。清末，旧式书院改革，各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1902年，李鸿长子李经方将书院改为“庐州中学堂”，成为合肥第二个“西为中用”、“除旧布新”的新型学堂。2年后，原先书院旧生全部结业，庐州中学堂才开始招生。

首届学生中，有11岁的鲁邦瞻——“中国晚清最后一个秀才”。鲁邦瞻5岁读私塾，7岁读四书五经，10岁能填词作诗，小小年纪考中秀才后轰动合肥。他就读庐州府中学堂时，被破例免除学费，还允许在家吃饭、住宿，可见学堂对他的器重。当时，学堂共4个班，鲁邦瞻在甲班，学满6年方可毕业，甲班于1910年初率先毕业。

庐州中学堂师资雄厚，李经方侄子李国松、李国筠任名誉监督，并礼聘合肥名士张文运为坐堂监督。学堂里还有一位名为“卜美恩”的职员，登记地址为“英国伦敦”，应该是外籍教师。之后，几经变更，学堂最终定名为合肥一中。百余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建筑大师戴念慈、心血管病专家何国伟、电影表演艺术家王诗槐等名人，先后从此走出。

同为合肥“一里三公”，蔡悉显得有些“寂寂无闻”，其实以他的学识才华，“当列三公之首而无愧也”。蔡悉是明朝“理学名臣”，为官40余年，位列九卿之重，正史为其列传以彰其功德。祖居肥东的老人汪庆典说，旧时过年，蔡氏家族户户通用一副对联：“江北儒林第，淮西理学家”，蔡悉的“身价”可想而知。

65岁时，蔡悉辞官回到合肥，修建规模宏大的税课司舍，开办“大学堂”。他以“毋自欺”为宗旨，“眼开于致知，脚立于格物”，教授四方学子数百人，“东林三君子”之一的邹元、泰州学派“唯一特出者”罗近溪、理学家耿定向等“皆负笈而游”。庐州“大学堂”被视为天下正宗，“孔曾而下，直与程朱诸君子相伯仲”，社会评价高于同期的“东林书院”。

蔡悉被尊为一代夫子，“大学堂”闻名全国，庐州论学骤然成为天下盛事。蔡悉辞世后，“大学堂”改为蔡文毅公祠，历经战乱，解放前改创为私立新生小学，几经更名，2009年底定名为逍遥津小学。

革命将领“情牵一线”的合肥百年老校

合肥还有一些学校看似“貌不惊人”，可一探“身世”，历史悠久且“身价”非凡，它们和革命将领有一段不可不说的往事。

“隐居”于巢湖边一个秀美乡村的黄麓师范，是“和平将军”张治中创办的，至今90年历史。当时，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开启了“师范教育下乡”的先河，大获成功。这让张治中很“动心”，回老家开发一块“试验田”，发展农村教育。黄麓镇流传着一首民谣，“洪疃张本尧，捐资办学校；老人齐欢喜，儿童哈哈笑”，足见乡邻对张治中回乡办学的期盼。

初创的黄麓师范面向全省招生，主要为农村小学培养中低年级教师，第一年就招收高小毕业生约100人。学校设立社会事业辅导部，指导高年级师生“下乡”，在东自炯炀、西至施口、北自撮镇、南至姥山的乡村，创办农村小学、农民夜校、扫盲识字班。农村小学多为短期，学生年龄、程度不齐；农民夜校招成年农民，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兼做些爱国思想宣传；而扫盲班以识字为主，自编了《乡村识字课本》、《老少通千字文》课本。

这些就读于黄麓师范二、三年级的“小先生”们，和村民们同吃同住，还一起挖塘、造林、筑路，“打成一片”。因为他们，当地乡村的儿童、青年们这才开始接受现代教育，读书的风气渐渐展开。据记载，1935年，黄麓各区农村学校、短期小学班，共有就读学生近4000人，巢湖之滨的广大农村有了“文化味”。

当时，黄麓师范的教育受到普遍赞扬，成为乡村教育的楷模，闻名中国大江南北，甚至与晓庄师范比肩，有着“北有黄麓，南有晓庄”之说。战火沧桑，黄麓师范几度曲折、历经艰辛，至今依然矗立于江淮大地、巢湖之滨。张治中早已作古，他的塑像仍伫立校园，向世人诉说将军心系教育的无悔岁月。

在合肥历史上，还有三所因合肥籍辛亥革命上将命名的学校，分别是旸谷小学、映典小学和鸿仙小学。

旸谷小学始创于1905年，原名为合肥县官立城西两等小学堂，为纪念辛亥革命烈士吴旸谷，改名为“合肥县立旸谷小学”，之后又更名为育新小学。城西两等小学堂是合肥最早的新式学校之一，所谓“两等”是指初等、高等，相当于现在的“完小”。吴旸谷曾担任学堂校长，组织教学、管理行政，并亲自授课，教唱革命歌曲。

出生于合肥北乡一耕读世家的吴旸谷，打小就立下了“国人当自救”的信念，提倡民权、追求民主革命。他曾和皖人高荫藻等创办了青年学社，聘请蔡元培、秦效鲁主持教务，向爱国青年宣传反清理念和民主共和思想。之后，又在合肥创办模范小学、速成师范学校，以此为活动基地，宣传革命，发展同盟会会员。有的同盟会员被延聘为教师，共同施教，为家乡育英才。

合肥市四十二中创于1906年，前身为启明初等小学堂，为纪念烈士倪映典，改为“合肥县立映典小学”，持续至1949年解放以后。倪映典也出生于合肥北乡，自幼随父学医，因痛恨清廷腐败，外出寻找报国机会。他曾在合肥、安庆等地伺机革命，后离皖赴粤，领导庚戌广州新军起义。过去，映典小学有倪映典纪念塔，后移出放至东门小花园入口处，他当年就是从这块土地投奔到反清革命活动之中的。

还有一所鸿仙小学，其前身为城东小学堂，原址在今天的江淮大戏院，后为纪念“光复南京第一功臣”范鸿仙而改名。范鸿仙为合肥北乡杏店村人，是清末民初最著名的报人之一，先后任《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编辑，孙中山曾评价他“范君一支笔胜十万师”。他是一位被孙中山表彰、蒋介石追认、毛泽东肯定的辛亥革命元老，环孙中山而葬。

可惜，鸿仙小学早已消失，范鸿仙在合肥的遗迹也难觅影踪，和“乱世英雄”的传说一起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晨报记者 王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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