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合肥首任市长
1949年1月21日合肥解放,使这座古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2月1日,合肥市委、市政府正式成立。组织决定黄岩任中共合肥市委首任书记、郑抱真任合肥市首任市长。此时,正在山东临沂的黄岩和郑抱真等人奉命日夜兼程,奔赴合肥,负责接管工作。当他和黄岩等人乘坐的一辆旧汽车经过定远严家桥时,不幸翻下河去。随行人员见他眼镜跌失、满脸是血、多处受伤,都劝他养好伤再去合肥。但他一心想着市政府应尽快开展工作,一心想着合肥全城市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便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带伤赶往合肥。
当时的市委市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建立基层政权组织,安定社会秩序,组织群众抢修铁路,发放救济粮款,领导群众进行生产自救,组织民工队伍,支援解放大军渡江作战等。
合肥解放之初,百废待兴。郑抱真担任合肥市市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人力、物力支援渡江战役。当时,市政府门庭若市,都是来要求政府解决交通运输、物资供应等问题的。郑抱真当机立断,把私营汽车运输业统一组织起来,成立汽车运输大队,增援华野汽车兵团。第二件事,是发行地区性信用公债,解决金融困难。为促进物资流通,繁荣经济。他倡导并创办起了合作社,在城里开设了农民招待所。这在老百姓中一时传为美谈。
郑抱真任合肥市市长的时间并不长,但就在他离任前夕,为合肥市人民又做了一件大好事。他凭着过人谋略和胆识,成功地破获一个隐藏很深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抓获国民党军统特务少将组长、上尉报务员等多名成员,为新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定铲除了一个大隐患。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的宋任穷,得知这一喜讯,大为赞许:“这是郑抱真同志的绝招,是大军渡江的喜讯,抱真同志功不可没!”具体过程是,1949年3月末的一天,郑抱真得到汇报,合肥地区有不明电台活动,由于使用者十分警觉,军管会采取几次行动都没有抓获。郑抱真晚饭后,对着合肥地图看了很久。第二天一早,他带着卫士,两个人由洪家花园出来。在四牌楼附近转几圈,就向西南方向溜去。一直走到德胜门的城墙上,走走停停。中午回到办公室,又看了一会地图。命令卫士,从卫队里找几个本地人,在德胜门外南园附近,看有没有外地人居住,如果有,重点监控。三天后卫士汇报,发现一户人家,不像一家人,像上下级。郑抱真立即下令组织人员进行抓捕。成功破获国民党潜伏小组。事后卫士问郑抱真,你为啥知道电台潜伏在那里?郑抱真回答,一者南园那里进出城方便,城墙有缺口,护城河边有芦苇。二者我们保卫力量重点放在合肥的城内和东北方向(当时渡江指挥部在撮镇姚岗,合肥城东北)。三者军统人员都是经过严格培训,是长处,也容易有痕迹可寻。四者我和国民党军统打了二十年交道,有许多教训。这次抓捕,使国民党失去了一个重要情报来源,为大军渡江的准备提供了一定保障。
十一、尽职于省人民政府
1949年4月初,长江以北安徽地区全部解放。4月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安徽境内以长江为界,分别设立皖北人民行政公署、皖南人民行政公署两个行政区。4月,中共皖北区委和皖北人民行政公署正式成立(省一级的党政机关)。经主席签署、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宋日昌担任皖北行署主任(1950年3月由黄岩接任)、郑抱真、李云鹤任副主任。郑抱真负责皖北行署的常务工作。皖北行署下辖合肥市、蚌埠市、淮南特区及阜阳、宿州、滁州、六安、安庆、巢湖等专区和50多个县。
在皖北人民行政公署任期内,他与宋日昌主任(1950年3月由黄岩接任),李云鹤副主任等联名发布了许许多多命令、训令和批示,出色地完成了支援解放大军渡江作战、民主政权建设、剿匪反霸和生产救灾、兴修水利等重大任务。他还参与领导了皖北人民的支援抗美援朝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郑抱真任皖北行署副主任期间,安徽正遇洪灾,为检查灾情和生产救灾情况,他多次带着工作人员深入蚌埠、淮南、滁州、阜阳等灾区一线了解水情,查看灾情,了解群众受灾缺粮的具体情况,与灾区干部群众商讨灾后的生产自救措施。有时住在区里,吃的是粥和半干半稀的菜饭;有时和大家一起不顾暑热、蚊虫叮咬吃住在船上,忘我工作。
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撤销皖南、皖北人民行政公署,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8月15日,安徽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省会设在合肥。曾希圣同志任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由于皖南、皖北行署原省级干部较多,同时受合并后的省人民政府省级干部职数限制,加之中央要求尽可能多一点安排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省政府任职,因此,郑抱真被中央政府任命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兼第一秘书长。这时,他作为省级领导,岗位仍很重要。1953年9月,他调任安徽省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省长黄岩兼任),主持日常工作。郑抱真有着超强的组织纪律性,始终以党的大局为重,从不计个人的名利地位,无论安排在什么岗位,都能自觉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勤勤恳恳,认真学习,努力工作,给人们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据当时担任政治法律委员会秘书长的郑淮舟和副秘书长丁继哲(曾担任过淮南市委书记)回忆,说他虽然是一位在旧社会闯荡多年、见过大世面、阅历很广的人,但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旧社会那种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团团伙伙的坏习气。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省级高级干部,世界观已发生根本转变。他平易近人,生活简朴,待人诚恳,谦虚谨慎,作风民主,没有一点官架子,更像一位忠厚的长者。
十二、英年早逝 英名留芳
由于郑抱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期战斗、生活在极端艰苦、非常危险的环境和条件下,新中国成立后,又一直在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地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终因劳累过度病倒了。其实,早在1953年下半年,他就日渐消瘦,别人劝他到医院仔细检查,他说,近来省政府的工作任务重,自己只是食道咽食有点困难,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等等再说吧。1954年春节,省政府安排对驻皖部队进行慰问,负责安排参加慰问计划的同志,看郑抱真的身体不大好,就没有在计划里安排他参加。在向他汇报慰问工作安排时,他坚持说,不用照顾我,名单照排。结果,他带病走访慰问了驻皖部队和部队医院伤病员。每到一个单位还发表讲话,奔波多日,十分劳累。后来,咽食越来越困难,他才不得不到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食道癌晚期。在病情确诊之后,他仍念念不忘省政府机关工作和国家大事,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54年组织上派人送他到上海华东医院复查,结果确诊为食道癌,并已到了晚期,虽经全力抢救,但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54年12月12日凌晨1时15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57岁。
郑抱真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环境,都牢记毛主席“两个务必”的教导,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他在担任淮南津浦路西司令和公署专员的时候,按照规定可以吃小灶。但他坚持和官兵一起同吃大锅饭。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日子里,他带头开荒挖地,经常早上起来带着粪筐出门,将顺便拾来的肥料放在田间地头。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穿着、饮食、住房都无过高要求,总是随遇而安。
郑抱真是一个胸怀坦荡、淡泊名利的党的高级干部。工作上,他不讲条件,不讲价钱,不计个人得失。不论组织上怎样安排,他都愉快地服从,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与他相识多年的原省委副书记李世农就这样评价他:“组织让干啥就干啥,从不讲价钱,放到哪里都让人放心,都踏踏实实地干,是个党的好干部。”郑抱真在担任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兼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期间,多次跟部下谈心表示,在他有生之年,希望能为党多做些工作。他从不向人谈论自己过去的传奇人生和功劳。他常说:“我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吗!”他喜欢和老百姓拉家常,与老百姓交朋友;对待下属和一般干部,他也没有官架子,和蔼可亲,热情友好。在与他共过事的同志心目中,他是一位非常可敬的忠厚长者。
郑抱真虽然逝世60多年了,但他富有传奇色彩、追求真理、刚正不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建设不懈奋斗的一生,却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难忘的记忆和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永远值得我们后人继承和发扬的。
当年,主祭人、时任安徽省副省长的张恺帆同志在郑抱真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说,“郑抱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对于我们党和安徽人民,确实是一个大的损失”。“我们必须学习抱真同志的优良品质和优良作风,更好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
为了宣传和纪念郑抱真这位共和国的传奇党人,前一个时期,中央电视台九套纪实栏目拍摄完成了以陈庚、郑抱真、钱壮飞、袁殊这四位传奇人物为题材的4集纪实片《铁血传奇》。在这个剧本的解说词中讲到:《铁血传奇》以纪实的手法讲述了陈庚、郑抱真、钱壮飞、袁殊这些对近代中国历史起到推动作用的传奇党人的精彩故事。“他们是一群特殊身份的人,在风云变换、政局动荡的近代中国,他们从迷茫彷徨到痛苦挣扎,再到奋起觉醒,最终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是时代风云的见证者,见证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艰难旅程,而他们本身,更是一部撼人心魄的不朽传奇”。其中第2集《郑抱真》里就纪录了他追求真理、抗日锄奸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和富有传奇色彩的动人故事。
郁达夫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英雄拥护英雄的民族则更为可悲。”
所以,今天的我们和年轻的一代一定要牢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是无数个英雄的无私奉献、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要从革命前辈身上不断汲取伟大的精神力量。为建设美好淮南、实现中国梦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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