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一座城——— 魏华龄与抗战桂林文化城

□黄伟林

一个人说的是魏华龄老先生，一座城说的是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

魏老生于1919年，至今耳聪目明，思路清晰，行动自如，笔耕不辍，是真正的文化老人、世纪老人。广西是长寿地区，河池巴马长寿乡、桂林永福长寿乡都很著名。可惜的是，这些长寿乡往往是乡著名，人不著名，魏老是桂林龙胜人，不仅长寿，而且著名。

魏老为什么著名，在我看来，是因为桂林文化城著名。

这个桂林文化城，指的不是1982年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虽然桂林名列其中。

这个桂林文化城，指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文化城。

1931年，东北沦陷；1937年，华北沦陷、华东沦陷；1938年，华中武汉、华南广州沦陷……

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文化人，纷纷云集桂林。

在桂林，这些文化人通过组建社团、创办报刊、出版图书、撰写新闻、研究学术、文学写作、绘画摄影、编演戏剧、排演舞蹈、音乐创作、舞台演出、乡野宣传、街头演唱、演讲朗诵、教书育人各种方式，演绎了一出长达6年、8年、14年的文化大戏。

这场文化大戏的舞台，被称为桂林文化城。

桂林文化城，用后来新中国第一任新闻出版署署长胡愈之先生的话说是，“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周钢鸣描述当年的桂林，“文人荟萃，书店林立，新作迭出，好戏连台”，“繁花竞秀，盛极一时”；李济深称之为“江南唯一繁盛之地”。

70年过去，随着当年数以千计的文化名人的离去，桂林文化城在人们的心目中，渐行渐远，面目模糊。

1933年，14岁的魏华龄从龙胜步行3天，到桂林投考当时的广西省立第三初级中学，即如今的桂林中学前身，在这所学校学习了整整3年。

1939年秋，20岁的魏华龄再到桂林，进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又学习了整整3年。

6年求学桂林，魏华龄遇到了诸多良师。桂林中学的黄光京、冯培澜、崔真吾，桂林师范学校的杨晦、傅彬然、戴自俺、林举岱、吴奔星，等等，这些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名字的人物，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在魏华龄孜孜向学的心灵中，撒播了进步文化的种子。在桂林师范学校，魏华龄担任了学生会主席，参加了杨晦导演的抗战话剧的演出，还在在校刊《国民教师》发表了文章《最有效的学习》，得到校长汤松年很高的评价。

如果说年轻的魏华龄在桂林中学、桂林师范学校只是桂林文化城的一个受教育者，那么，反而是他在离开桂林回到龙胜之后，开始参与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传播工作。当时，远在龙胜的魏华龄，不仅成了桂林文化城华华书店的义务发行员，还在文化城疏散之际，帮助华华书店保存了大量新书和茅盾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纸型。因为这个原因，抗战胜利之后，已经迁至上海的华华书店委托魏华龄创办了上海华华书店桂林分店。基于这样的求学与工作经历，称魏华龄为桂林文化城的亲历者实不为过。

不过，对于桂林文化城而言，魏华龄的意义显然不在上述方面。桂林文化城的亲历者数以十万计，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名人数以千计。作为桂林文化城的亲历者，魏华龄只是扮演了一个边缘的角色。对于桂林文化城而言，魏华龄的意义恰恰是在桂林文化城繁华褪尽之际，在桂林文化城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时候，他有了“人去史亡”的觉悟，以一个桂林文化城书写者的身份，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桂林文化城的历史建构。

追溯起来，魏华龄最初参与桂林文化城的历史建构，应该从1959年算起。那一年，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负责人韦瑞霖在桂林组织召开了一次桂林60岁以上政协委员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韦瑞霖布置了征集文史资料的工作。40岁的魏华龄以桂林市政协常委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从此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1959年至1966年，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征集到史料450余万字。由于征集经费来自区政协，因此所有史料都送交了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庆幸的是，当时魏华龄利用他主持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的机会，拨出专款请人复抄了其中400多篇100多万字有关桂林的史料。20年后，这些史料成为书写桂林近现代历史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如果从1959年征集桂林文史资料算起，魏华龄的桂林文化城研究工作已经有54年。如果从1980年参与《桂林简史》的写作开始算起，魏华龄的桂林文化城书写已经有33年。作为桂林文化城的书写者，魏华龄用33年的时间，筚路蓝缕，专心致志，数十年磨一剑，用《桂林简史》、《桂林文化城史话》、《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 桂林文化城》、《桂林抗战文化史》、《现代桂籍文化名人传略》5部专著，为我们建构了一座全景性的桂林文化城博览园。

对魏老桂林文化城书写的评价，特别是对魏老这5部专著的评价，显然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完成的。但我还是愿意分享一下我阅读这些著作的一点心得。作为一个读者，多年来我几乎阅读了魏老所有桂林文化城的著述。我以为，魏老33年的桂林文化城书写，经历了一个从视野到篇幅、从年龄到思想“长大”的过程，我想称之为“文化自觉”的成长过程。有趣的是，1980年，魏华龄开始参与《桂林简史》写作的时候，已经61岁，到了绝大多数人退休的年龄。可以说，他是从退休年龄开始桂林文化城的书写的。换言之，在绝大多数人颐养天年的年龄，魏老开始了他生命的又一次成长与攀登。

1980年，魏华龄开始了他的桂林文化城的首度书写。在曾度洪、覃树冠、魏华龄合著的《桂林简史》中，魏华龄负责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这一章的写作。其中“战时新闻事业”、“文化城的出版事业”、“文协桂林分会的成立及活动”、“蓬勃发展的战时文学艺术”四节约2万字的篇幅，构成了魏老桂林文化城书写的最初基石。

1984年，时年65岁的魏老完成了15万字的《桂林文化城史话》。这本书是在《桂林简史》关于桂林文化城的篇章基础上“长大”的。篇幅上，比《桂林简史》的文化城部分“长大”了13万字。内容上，《桂林文化城史话》独立成书，从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到最后一战，以及新闻、出版、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的分门别类，一个有始有终、有点有面、相对完整的桂林文化城浮出海面，显示了魏老全面书写桂林文化城的雄心。

2003年，时年84岁的魏老出版了75万字的《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 桂林文化城》。这本书是在《桂林文化城史话》的基础上“长大”的。篇幅上，相对《桂林文化城史话》，整整扩充了60万字。内容上，主要增加了桂林文化城的社会科学、科技教育和文化团体，以及49位桂林文化城文化名人在桂林从事文化救亡的事迹。

2011年，时年92岁的魏老出版了54万字的《桂林抗战文化史》。虽然这本书的篇幅不及《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 桂林文化城》，比后者少了20余万字，但其内容和思想却明显超越了后者，同样是一种“长大”。这种思想的“长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上的突破，不再局限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化，而开始关注全民族的抗战文化；二是时间范围的突破，将桂林抗战文化从1938年至1944年扩展到1931年至1945年。在我看来，这个“长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魏老1980年开始桂林文化城书写时觉悟到“人去史亡”这一自然规律，那么，到2011年《桂林抗战文化史》的出版，魏老有了“还原历史”的历史文化自觉。

2013年，94岁的魏老出版了《现代桂籍文化名人传略》。虽然这本书篇幅不大，不到30万字，但是，它体现了魏老的又一种文化自觉，我愿意称之为本土文化自觉。显然，这是又一种“长大”。这本书包括20位广西籍文化名人的传略。这些人大都与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有关，值得注意的是，魏老写这些人物，已经不局限于写他们在抗战时期的事迹，而是写他们的整个人生经历，使我们对这些广西籍文化名人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整体的把握。予生也晚，却有幸见过其中两个人物，领略过他们的学者风范和文人气韵，这两个人物是黄现璠和罗孚。上世纪70年代，我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多次见过黄现璠先生，也浏览过他的大作，可惜当年我孤陋寡闻，完全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代史学大师。80年代至90年代，我也曾经与罗孚先生有多面之缘和多次书信往来，遗憾的是我疏懒随意，虽然对罗孚先生已经有不少了解，但始终未曾写过篇幅稍大的关于罗孚先生的文章。如今，在魏老的著作中读到对这两个人物人生经历和文化成就的记述，真是问心有愧。

从14岁到26岁，魏老是抗战桂林文化城的亲历者，魏老在他的回忆录《九十回首》中明确说他是“在桂林抗战文化的熏陶和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这个成长是他精神的成长。从40岁到94岁，魏老从事了抗战桂林文化城的研究，他在研究的过程中获得了历史文化觉悟、本土文化觉悟，这个成长是他学术的成长。桂林文化城造就了魏华龄，帮助他确立了他的人生观，找到了他的政治信仰；桂林文化城成就了魏华龄，成就了一个“华龄著华章”、著作丰赡、影响卓著的学者。而在另一方面，当桂林文化城在人们的心目中，渐行渐远，面目模糊之际，又是魏老以其亲历者、见证人、书写者的身份，为我们保存了桂林文化城的记忆，为我们传承着桂林文化城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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