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记忆

□凡亚

父亲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的记忆明显出现了混乱状况。

那天，我又带上妻儿去看望和陪伴他老人家，带了时鲜的水果龙眼、荔枝。他吃了两粒荔枝，但却坚决拒绝吃龙眼，甚至有一些生气地说：“我一直不吃龙眼，你不知道吗？（上个世纪50年代）在宜山公安处院子里面就有一棵龙眼树，果子熟了别人都去摘来吃，我就是不吃，后来一直就不喜欢吃龙眼。”

我不太记得父亲在前些年里吃没吃过龙眼，但他不喜欢吃龙眼是确实的。父亲九十多年走过的时光就像吃龙眼这个习惯一样，他一直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是一个坚持原则、坚持信念的人。

记得他讲过一件事情。上个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二十出头就读于党的华北军政大学，随后作为南下干部工作团成员一路前进，到达刚刚解放的河池南丹县，参加了接管国民党政权的工作。当时他被分配在县公安局，有朝气、有文化，参加了枪林弹雨的剿匪及后来执笔撰写南丹县镇压反革命工作总结，后来又担任预审股长，负责公安局看守所的工作，参与预审和看押过成百上千名土匪、青洪帮头目及各类犯人。父亲在公安局工作十多年秉公办事，没有虐待犯人，没有制造过经不起历史检验甚至天怒人怨的冤假错案。

父亲是耿直的人，也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他参加革命工作时已经是在当时的干部队伍中有小学文化的所谓知识分子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兄弟姐妹都很小，母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他一个人每个月五十多元的工资要养活七口人。父亲在这样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仍然在县新华书店或利用去地区行署驻地城市开会的机会，购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贺敬之的《放声歌唱》、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及现代诗人艾青、郭小川的诗集，还有《三曹诗选》《汉魏乐府》《毛主席诗词》等自己喜爱的书籍。他坚持读书看报，背诵和创作了大量诗文。他九十岁在医院住院时，还能随口诵读杜甫的“三吏三别”。父亲当年买的这些书在后来的“文革”那个文化贫瘠的年代，一直伴随我们兄弟姐妹从南方到北方，又从北方到南方颠沛流离的童年，伴随着我后来异地读书求学、异地工作任职的岁月，一直到现在。

在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有一天晚上拿出了一本《追穷寇》的小说，我们全家围坐在一起，每天晚上听父亲给我们朗读一部分。后来是《鄂伦春族的一家》《威震敌胆》……我们听得上瘾、听得幸福，忘却了生活的疲惫。后来，我们也都迷上了读书，养成了看书读报学习的习惯。这也算是后来的广播电台小说联播节目的家庭版吧。

父亲还是一个有着深厚父爱的人。我的童年有两次父亲的关爱让我刻骨铭心地留在记忆中。一次是自己六七岁的时候玩自行车，食指被自行车的链条卡在了链条与飞轮之间，疼与害怕让我在那里哇哇地拼命哭叫。记得后来是父亲找人拆开链条，随后抱着我一路快跑几百米到医院让医生帮忙处理创口。

第二件事情是我大概十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踢足球膝盖擦伤造成了上行感染，腹股沟淋巴肿大，发烧疼痛，吃药镇痛也不行。后来父亲日夜守候，并向同事打听到一个偏方：用嚼碎的黄豆敷在肿块上，第二天就出脓了。父亲知道不能硬挤，他就用他自己的嘴吮吸伤口的脓血，然后消炎包扎。父亲的举动无疑是对儿女最深沉的爱。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既严厉又鼓励。记得在小学三四年级，有一次我写完家庭作业，自己比较满意就拿给父亲看，那时候还不要求家长检查作业，记得父亲刚刚下班，可能之前在单位遇到不顺心的事情，父亲当时没有任何表扬，很高声地说了一句：“字写得这么差还好意思拿来给我看！”我当时感到非常委屈难受。父亲的严厉让我知道平时父亲对我不太管束不等于自己没有缺点，我字写得确实很难看，父亲的批评也坚定了我后来要练字的决心。

父亲还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记得在“文革”初期，他带着我们全家暂时离开广西，回到老家河北唐山乡下。在我们一家人回到老家没有粮食吃的情况下，父亲还和我们三个男孩子一起在夏天的骄阳下去河沟里面围堰抓鱼虾，北方乡下当时不吃的黄鳝也成了我们改善生活、克服眼前困难的可口食物。

父亲当年是听着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来到广西的。离休之后，他离开了当时的偏远山区南丹，随我们一起在柳州居住了几十年。每逢高兴，父亲就会来上一段京剧清唱，不管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都能引起我们对一直在记忆中同甘共苦、以苦为乐家风传承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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