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哥的忧闷

宋延坤/文

眼看着刘备集团不断发展壮大，作为“大股东”的糜竺应该非常欣慰。虽然他是臣子，可他毕竟也是刘备的大舅哥，妹夫的产业越做越大，当大舅哥的岂有不高兴的道理？然而，好日子总是太过短暂，因为一件事的到来，让糜竺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弟弟投降哥哥面缚请罪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正好处在刘备事业的上升期，就在这一年的上半年，刘备集团在各条战线上所向披靡，甚至连曹操都无法从刘备身上占到什么便宜。

这一年的正月，老将黄忠在阵前亲手斩杀了夏侯渊，这是让黄汉升青史留名的一仗，也让刘备集团迈出了大步扩展的步伐。到了这一年的五月，身心疲惫的曹操被迫放弃了汉中，而刘备则将手伸向了关中地区。这一年的六月，刘备拿下了上庸，一个月后又自立为汉中王。这一年的七月，关羽发动了襄樊之战，对曹魏形成了更进一步的威胁。但在这时，用“物极必反”“盛极必衰”这样的成语形容刘备集团还是很恰当的，因为正当他们为关羽的战绩欢欣鼓舞之时，身后的孙权突然和曹操联手并拔出了刀子。

这一年的十月，正当关羽和守着樊城的曹仁僵持之时，吕蒙趁机发兵拿下了关羽的大本营江陵，而糜竺的弟弟、长期以来遭受关羽轻慢的南郡太守糜芳选择了投降。在之前《关羽的阴暗面》一文中，笔者曾经指出过糜竺投降孙权的无奈之处，可在那个讲究仁义的时期，这种行为毕竟为人所不齿。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当哥哥的糜竺开始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他该如何面对妹夫兼领导刘备呢？

为了表达愧意，糜竺让手下把自己捆了起来，他硬着头皮亲自去向刘备请罪。不过刘备并没有为难这个大舅哥，而是非常努力地控制着失去关羽后的悲愤，耐心地安慰糜竺。“二舅哥糜芳犯下大错，可这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放宽心，不要太自责。”事实也证明，刘备宽慰糜竺的行为并不是惺惺作态，因为尽管糜芳需要为关羽之死和荆州之失承担上一定责任，可糜竺在刘备那里得到的礼遇并没有被打什么折扣。

想想也可以理解，糜竺和糜芳兄弟不光是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备，也资助了这个妹夫大量的钱财物资，还跟着刘备过了十多年颠沛流离的日子，什么苦没吃过？关羽是一个什么德性，刘备这个当哥哥的能不知道？糜竺和糜芳兄弟为集团发展壮大做了多少贡献，刘备这个老板能不清楚？如果刘备因为糜芳的背叛而怠慢糜竺，集团内部的人会怎么看？

心怀愧意糜竺抑郁而终

虽然刘备待己如初，可糜竺却始终过不了自己心中的那道坎。因为弟弟叛变这件事留下的心理负担太重，羞愧难当的糜竺终究还是憋出了病，并在不久后抑郁而终。

弟弟叛变投敌这件事，真的给糜竺带去了这么大的负担吗？应该是的，因为这种结局和他的品质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糜竺的人品到底好在哪里？对此，我们从曹操、杨戏和陈寿三个人的评价就可以看出来：曹操说糜竺是一个忠贞的人，杨戏说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官，陈寿说他是温文尔雅大方的人。从这三个人的评价来看，糜竺是一个虽然有钱但不豪横的正人君子，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来说，背叛君主自然是难以容忍的龌龊勾当，自己亲弟弟做的事情虽然和自己没关系，可对于糜竺这种人品端正的人来说，同样也是无法忍受的。

当然，还有另外一件事似乎也能说明糜竺宝贵的人品。东晋史学家干宝在《搜神记》第四卷里有这样一篇文章：糜竺有一次从洛阳往家里回，在离家还有几十里地的时候，看到路边有一位年轻美貌的妇人，这位妇人就问糜竺，是否方便让她搭个便车。大家也都知道当时不比现在，没有出租车，没有高铁，也没有公交车，又赶上了一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因为担心对方的人身安全，糜竺就答应了。就这样走了二十多里地后，这位搭便车的妇女就道了谢告辞，在离开前，这位妇女说：“我看您是个好人，就实话给您说吧。我是天帝（中国神话中的最高主宰，和玉皇大帝不是一个概念）派下来出差的使者，要去放火烧了糜竺的家。因为感谢您让我搭便车，所以才告诉了您。”

一听这话，糜竺赶紧跪下来求情：“大姐，实不相瞒，我就是糜竺。俺们家攒点儿家业也不容易，能不能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天使态度坚决地说：“我这也是奉命行事，领导安排的任务不能不完成。不过，既然你今天帮了我，我也不能不拿出一点儿回报。这样吧，你赶紧回去收拾收拾，我在后面慢慢走，等到中午的时候我再放火。”于是，告别了这位姑奶奶后，糜竺快马加鞭赶紧回到了家，安排人把值钱的东西都搬了出来。果不其然，到了中午的时候，糜竺的家里发生了火灾。

大家都知道，《搜神记》是一部神话故事小说集，在史学层面没有多少价值，但在笔者看来，我们从这篇故事中似乎也能看出糜竺本人高尚的情操品德。

为谋出路商人赞助诸侯

如果仅仅从仁义的角度来看，糜竺那么费心尽力地赞助刘备，可以视为一种义举，我们可以这样想：糜竺这样的好心商人，也想为天下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然而，要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糜竺赞助刘备的目的，恐怕还有另外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而在笔者看来，这个方面的原因，恐怕也是导致糜竺抑郁而终的关键原因之一。

很多朋友都知道“士农工商”这个概念，也就是中国古代平民群体的所谓“四民”制度，分别是指知识分子、农民、工民、商民。严格来说，士、农、工、商虽然只是职业上的区分，可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尤其是“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延伸，商人渐渐背上了“逐利小人”的形象，而“士农工商”这个职业概念也渐渐变成了一种等级概念。所以，尽管商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财富，却处在社会的底层。在秦汉时期，这些有钱人甚至都不能穿丝绸衣服，平时只能穿普通的布衣。那么，如何才能从阶级的食物链最底端走出来？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投资政治活动，吕不韦能够当上秦国的宰相，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就是，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在赵国当人质的时候，是吕不韦忙前忙后花钱投资打点各方关系。

吕不韦的成功，为后世的很多商人提供了一个好例子，很多商人就把吕不韦当成了偶像，学习他投资政治的行为，糜竺尽心尽力地投资刘备，恐怕也有为整个家族换取更高社会地位的需求。而在笔者看来，这种操作方式，就是导致糜竺抑郁而终的关键原因之一：糜竺担心自己当初对刘备的投资，或许无法在最终得到理想的收益，整个家族的走向，也不再会按照自己设计的路线前进。

在这里需要额外说明的是，像糜竺这种赞助诸侯的商人并不少见，笔者在这里还可以举两个关于刘备和曹操的例子：其一，张世平和苏双。在刘备创业的初期，就收到了这两个商人的大量钱财和人马支持。其二，卫兹。曹操当初在陈留起兵的时候，陈留郡襄邑人卫兹就一口气帮助曹操征集到了五千兵马。这个卫兹并不是掏完钱就躲一边去了，他甚至还亲自走上了战场，只可惜在荥阳作战的时候战死。

当然，诸侯们知道那些“投资人”的重要性，而从这些人的结局来看，他们及其后代也算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比如，糜竺的儿子麋威最终做到了虎贲中郎将，负责保护中央的安全，这是一个级别虽然次于二千石，但有实权且深受老板信任的职务。卫兹的儿子卫臻做过司空和司徒，病逝后还被追赠为太尉。卫臻的三个儿子，都做到了级别为两千石的官员。哪怕曹魏政权最终被司马氏消灭，卫臻的孙子卫权都得到了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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