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盐济楚”与汉中

郭松林抗战时期，曾有一次大规模的“川盐济楚”，历经八年抗战全程。即四川自贡生产的井盐经汉中运往湖北、湖南等抗日前线。汉中在“川盐济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寇蓄意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我国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海盐生产备受破坏。同时，日本不仅控制了我国全部的海盐生产，而且还切断了通往内地的盐运通道，试图通过“盐遮断”，造成全国大恐慌，辅助于侵华战争。此前主要靠淮盐和海盐的湖南、湖北等省销区的民众，苦淡食之虑，迫切需要川盐济销。为此，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38年3月明令川盐增产，要求自贡盐场年产井盐增加300万担，比1937年的327万担将近翻一番。从1938年1月起，自贡盐场开始大量起复卤井增加盐灶，提高产量。当年全年就产盐456万余担，较1937年增产128万余担，一举成为全国的产盐战略中心。随着抗战形势的加剧，川盐供应区域已达川、康、滇、黔、湘、鄂、陕各省，担负起了这些地区近亿人口军需民食的重任。川盐，成为抗战时期重要的战略物资。

汉中位于抗战大后方，又处于大后方之前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军事部署方面，国军的第一战区司令部就设在汉中，继而，还新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汉中行营，由抗日名将李宗仁坐镇汉中，协调指挥第一、第五、第十战区的军民抗战。同时，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一分校也从河南洛阳迁至汉中，为抗战培训中下级军官。青年军206师也在汉中组建训练。一时，汉中兵力云集，成为保护重庆陪都的重要屏障。

除了军事上的部署，汉中作为抗战后方的重要门户，在“川盐济楚”上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39年1月，国民政府作出食盐“民制、官收；官运、民销”的决定后，在汉中设立了直属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盐务局，负责“川盐济楚”的管理调配，并从税警总团派来一个加强连进驻汉中，保护“川盐济楚”川陕及陕鄂通道。之后，川盐即由川陕公路和嘉陵江、汉江水系，源源不断地运来中转地汉中，稍作停留点验后再运往鄂湘等地。

川盐济荆楚，川商聚汉中。四川盐商也因利而来，云集汉中，鼎盛时有上千人之多，成为战时汉中商界的重要力量。他们除了经营盐业，还涉猎川粮、桐油、猪鬃等业务。整个抗战中，汉中无形中成了支撑全国军供民食的物资集散地，担起“天下盐，天下粮”的抗战重任。日本的“盐遮断”阴谋也很快破产，恼羞成怒的日军，于是对汉中这个战略要地进行长达数年的狂轰乱炸。据统计，自1938年3月13日，日军开始空袭至1944年飞虎队进驻汉中，日军共出动飞机575架次，空袭汉中地区44次，投弹达2056枚，造成汉中军民和财产物资的重大损失。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淮盐及海盐重新进入湖广地区，川盐退入原来的经销区，大规模的“川盐济楚”自此结束；汉中的实业抗战救国史册，也就此划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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