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在哪里拐弯 读刘建的长篇小说《生死尊严》

宁慧平 刘建是一位充满批判意识和担当精神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生死尊严》以写实主义姿态揭示时代症结和社会隐痛，笔法斩截，境界阔远，浸透着对弱势群体命运的悲悯和关怀，引起了人们深切的关注。

这部直面改革开放社会现实、反映汉中三线企业30多年巨变的小说，近距离地反映现实，这是许多长篇小说作者所避讳的，他们宁愿与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也不愿直接介入现实。所依据的是这样一种理论：对曾经发生的历史，沉淀的时间越长，看得会越加清楚，反映和评价也会越为准确。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惟其如此，我们对于那些敢于直面社会现实的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就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这毕竟是一项难度颇大的创造劳动。刘建和他的长篇小说《生死尊严》就这样走到了我们面前。这部反映汉中地区三线内迁企业上世纪90年代中期改制中所经历的风风雨雨，表现出三线企业职工在企业改制中所遭受的种种磨难和他们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歌颂了他们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和责任使命。

《生死尊严》是刘建的第四部小说，小说在广阔的背景中客观生动描写了汉中三线企业的职工干部的生产和生活，真实地展现出一幅鲜活、残酷、厚重的生存画卷。读罢全书，你会感到，这绝不是一部浅唱低吟之作，它既写了各色各样人物的命运与悲欢，同时也写了大时代的变革，或者说，它是在大时代的变革中描写了各色各样人物的命运与悲欢。这与我们看到的一些单写儿女情长、悲欢离合，或写个体情感、情爱性爱，虽写得缠绵悱恻，也不无动人之处，但却感受不到时代变革的激荡和氛围，其境界自然有高下之别。

对当代文学而言，《生死尊严》的价值首先在于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它以自身有限的体量，举重若轻，贡献了数目较大的中国三线职工典型人物“群像”。

在这部近30万字的小说中，写了数十个有名有姓的人物，笔墨虽显得有些分散，但还是有几个着墨较多、比较突出的人物形象，如杨北仓、刘爱菊、姚原、刘阿珍等。这些主要人物也不仅仅只是“优秀基层干部”，或“贤良妻子”，或“工人英雄”的单面体人物，而是在其基本面之外，还有其多面性。作者显然无意于创造一种理想化的时代人物形象，而更倾心于表现人物的生活的原生态，创造一种多面体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些人物形象，传递出在大时代变革中的丰富、生动的信息。

每个主要人物都有来历，有深度背景，相互有深层精神联系，有老红军之子、大城市青年、陕南农民、知识精英等等，所涉及的文化形态也多种多样，相当广阔。小说揭示了现实生活中腐败官员的权力寻租与不法奸商的投机钻营。小说的镜头不断变幻，或丁字街，或精神病医院，或报社，或陕南的乡村，或学校，并且笔触伸向革命历史，事件决策人，以及改革先锋、青年才俊，延伸得很远很深，所以显得不单薄，有厚度。也就是说，它还有冰山下面埋藏的部分，不是这类作品常见的一览无余，或只是几个凭空蹦出来的角色各唱独角戏。这部作品是有大视野，有深度背景。

作者调动自己多年的各方面生活累积，在这本书里，最主体部分应是杨北仓的命运，这也是作者最熟悉的生命里的东西，但与三线建设改革史巧妙对接，糅合得很不错，加入了作者自身许多的人生经验。作者是有多方面储备，才会大开大阖，挥洒自如，不是那样囊中羞涩，捉襟见衬。作为“长篇”就应该有这样的分量。

《生死尊严》对当代文学的价值，在于它的“史骨”。并非说以小说形式为三线职工树碑立传，它就具备了“史骨”，从这个层面上讲，它最多算是具备了“史貌”。这里所谓“史骨”，是从董狐到司马迁再到杜甫的那种秉笔直书、真实记录、不遮掩、不避讳的写史风骨，它是写史者的真正骨气和脊梁。刘建正是以这样一种风骨来写，对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不刻意美化或丑化，只在忠实记录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化处理，故而读来觉得客观、实在、可信。《生死尊严》正是以这样一种史家态度，真实记录了三线职工群体在时代风云变幻中的人生际遇和周遭生态。这种际遇和生态，作者本身就是亲历者，有着丰富的自身体验资源可供提取，比如那些融在血脉中的生活细节，比如那些文本中随处可见的最本色化的职工语言。这些细节和语言如此丰富、饱满、剔透、鲜活，局外之人仅凭想象根本难以落笔，更不用说写得如此绚烂多姿。

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整体呈现上，就稍显散漫，其收拢程度、紧实程度方面，还可删繁就简，将叙述的水分捏一捏，这样形式上就会呈现出一种与表现内容相互辉映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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