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右一)为女工们结清工资华商报记者 周金柱 摄
外出打工时两人相识、相恋,多年后,夫妻俩从深圳返回勉县,还建起电子组装车间,安置近百名留守妇女务工,其中还有22名贫困人口。
电子厂老板相中朴实勤快的打工妹
28岁的鲁红丽家住勉县新铺镇青羊驿村,早些年前往深圳打工。“那会年龄小,也没啥技术,就在电子厂做流水线上的工人。”昨日,鲁红丽说,刚去时每月工资只有几百元,到2008年每月工资才涨到了1000多元,“一月最高1200元,也攒不下多少钱。”
2009年,鲁红丽跳槽到一家小电子厂。在这里,她结识了现在的丈夫。鲁红丽说,那时丈夫的电子厂就是一间作坊式车间,在民房里生产,共有10多名工人。
说起与妻子的认识,鲁红丽34岁的丈夫张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那时我是老板,借钱开起电子厂刚两年,她就是我的工人。”
张建是安徽六安市人,“她干活很踏实,人老实,气质也很好,一看就是过日子的人。”张建说,同是单身,又都出身农家,他便格外关注起这个朴实、勤快肯干的“妹妹”。经过近一年的接触,张建和鲁红丽确定了恋爱关系,并于2009年年底结婚,第二年便有了大女儿。
深圳成本居高不下 妻子建议回乡建厂
昨日,张建说,他也是从农村走出的,2003年他到深圳一电子厂打工。工作多年,他对电感元件组装的所有流程都烂熟于心,一次机缘巧合让他决定自己开办工厂。通过向亲戚朋友借钱,终于凑了十多万元,2007年,张建在深圳开起了属于自己的车间。
“前两年销路没打开,基本只是维持收支平衡,没赚到钱,还背着沉重的债务。”张建说,直到2009年,市场逐渐好转,销路也慢慢打开,他的工厂开始盈利,那一年就赚了近20万元。而那一年,也刚好和妻子结婚。
到2013年,深圳的房租、人力成本每年都在涨,几乎没有了利润。“当时就想挪个地办厂,但究竟搬到哪里,始终犹豫不决。”张建说,这时妻子建议他们一起回勉县建厂。“我家所在村,是镇上的重点村,旁边就是幼儿园、小学和移民安置点。”鲁红丽说,附近的贫困户和闲散人员多,很多陪读的留守妇女在送完孩子上学后,也有大量的时间,而且当地的工价也较低。
2013年7月,在妻子一家的帮助下,张建在村里建起了500多平方米的车间,“誉诚电子组装厂”正式成立。
接收近百留守妇女就业 贫困群众22人
“我们工作时间很自由,工资也是计件支付,所以在厂里上班的都是附近农村的留守妇女。”鲁红丽说,实行弹性工作时间,这让在厂里干活的工人队伍很稳定。而生产的电子元件则通过物流运往深圳销售。
青羊驿村第一书记宋涛说,今年4月份,“誉诚”又在新铺湾移民搬迁安置点办了分厂,两个厂现在已经吸纳周边和安置点92名留守妇女进厂务工,其中贫困群众22人,每人月均收入1500元。宋涛算了一笔账:这22名贫苦人口中,按照每人每月1500元工资计算,一年收入18000年。而按照今年陕西省贫困户标准人均年收入3070元计算,将能带动贫困户家中5.8人脱贫。
今年7月份,新铺镇东边河村5组贫困群众贺永兰从电子厂领到了1850元工资,这让贺永兰十分开心。贺永兰今年60岁,一个人生活。年纪大了,地里的活干不动,外出务工也没人要。由于没有经济来源,日子过得紧巴巴。“不出体力,不晒太阳,活简单,挣钱多,这样的工作打着灯笼都难找。”贺永兰高兴地说。
创新产业扶贫模式“扶贫车间”带动贫困户稳定增收
由于接纳贫困户较多,今年6月,勉县农业局为鲁红丽的电子厂挂上了“扶贫工厂”的牌子。
昨日,勉县农业局相关负责人说,勉县现有贫困户15275户40734人,因缺资金、缺技术和自身发展能力不足致贫的占46.7%,且大部分是留守妇女和老人。同时,勉县共有县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3个、农民专业合作社400多家,带动贫困群众增收潜力巨大。
面对现状,今年5月起,勉县积极打通优势产业和贫困群众的对接渠道,创新建立“扶贫车间(工厂)”。通过把扶贫车间(工厂)建在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移民搬迁安置点,鼓励市场经营主体利用企业闲置资源和扩大产业设施为贫困户搭建就业创业平台、产业发展平台,引导贫困户就地就近从事订单生产、入企务工、代管代养等产业就业方式,形成“新型经营主体+基地+扶贫车间(工厂)+贫困户”的产业发展模式。
为了充分调动扶贫车间(工厂)建设积极性,勉县出台多重激励保障措施。对于吸纳10户以上贫困户的产业扶贫车间(工厂),每带动1户给予5000元的产业扶持资金。截至目前,勉县已建成22个扶贫车间(工厂),带动5000户以上贫困户稳定增收。
华商报记者周金柱 摄影 周金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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