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风云说略（十七）

前面，我们说到了“新三国格局”：汉赵帝国、成汉帝国和西晋。刘渊、刘曜的“汉赵帝国”（前赵）灭了西晋（316年），石勒的“后赵”又把“汉赵帝国”撵出了“历史舞台”（328年）。而后，“酷似东吴”的东晋也由琅琊王司马睿建立（317年）。在历史上“陪伴两晋”的王朝，就是“成汉帝国”。宕渠賨人后裔李特、李雄家族，在益州（成都）称王称帝，于304年建立了“成汉帝国”。这是“五胡十六国”中建立最早的，而且在南方是唯一的。这个“南方”，主要是“益州”。

按照古代流行的“五行说”：东方属阳、西方属阴，南方属阳、北方属阴。它们还有各自的“方位神”：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益州”地处“华阳之地”，因此常璩把他的“历史记录”，取名为《华阳国志》（中国最早的地方志）。常璩，是蜀郡江原人，但在巴郡（宕渠）人手下当官。因此，他的《华阳国志》把《巴志》列为第一，对皇帝的故乡（宕渠县）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甚至还记载了秦始皇时“宕渠巨人”（长三十丈）的传说：“巨人现宕渠。”意味着“五百年后宕渠有人称帝”，这也为李雄在益州“称王称帝”找到了“历史渊源”。

北边的战火、旗帜的变换、王朝的更替，那些风起云涌、血雨腥风的故事，暂且不去管它。我们需要“话归正传”，在说完“汉赵帝国”的时候，把目光聚焦到“成汉帝国”。李特祖父李虎（賨人）及“五百余家”，因为敬信张鲁的“五斗米教”（道教），“追随到汉中”，他们落脚的地方，小地名叫“杨车坂”。史载：他们“抄掠行旅、百姓患之”，号为“杨车巴”，也就是说他们好像当时的“车匪路霸”。

查看常璩《华阳国志·汉中志》，发现了“五斗米教”的发展脉络。东汉末年，沛国（今江苏沛县）人张陵（一说张道陵），学道于蜀郡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造作道书（符篆），以惑百姓。张陵死，子张衡传其业，张衡死，子张鲁传其业。张鲁字公祺，以鬼道见信于益州牧刘焉。前面，我们说到刘焉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驻扎汉中，与张鲁“同行前往”的，还有刘焉手下的“别部司马”张修。史载：公元191年，刘焉命督义司马张鲁、别部司马张修合兵攻杀汉中太守苏固。张鲁到汉中的“战略目标”，就是攻占汉中。

张鲁到汉中，派张修袭杀了“汉中太守”苏固，消灭了南郑和城固豪强的“地方武装”。在利益面前，张鲁也不讲“兄弟情面”（袭杀张修），继而占领汉中。还将“汉中郡”改为“汉宁郡”，再伸手“向朝廷要官”。汉中平原，夹在秦岭和大巴山之间，无论对于东汉朝廷，还是“益州政权”，都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东汉朝廷把张鲁“没奈何”，只好“顺水推舟”拜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但张鲁并不接受“中央管制”，创立了政教合一的新政权，史家称为“张鲁政权”。等待“挟天子而令诸侯”的魏武（曹操）稍稍安定了北方，于是“兵锋直指张鲁”。在这时，李虎被曹操任为“将军”，并迁居到略阳（今甘肃清水），成为“巴氐首领”。略阳，是氐族人的聚集地，而李虎就统领着略阳的“异族人”（巴氐）。

读过《晋书》，我发现李特的父亲李慕“也不简单”：东羌猎将。这个“东羌猎将”具体职责是什么？不得而知。但从字面上来分析，是负责监管“东羌部族”的将领，可能跟曹操“分匈奴为五部”时，刘渊父亲刘豹的“左部帅”有些相近。李特“更是了得”：少仕州郡，见异当时，身长八尺，雄武善骑射，沈毅有大度。具体做过些什么政绩，《晋书》的《李特载记》也“没有详文”。公元298年，略阳、天水等六郡数万家“外出逃荒”。“外出逃荒”的人，时称“流民”。这股“流民潮”流向汉中，李特、李流两兄弟也“忝列其中”。由于他们任侠好性，喜欢“扶弱济困”，很快成为“流民领袖”。后来“流民潮”演变成益州的“流民军”，也是以宕渠人为统领或主体的。这是后话。

汉中士民也“饥馑难耐”，于是推举李特向朝廷上书：请求“寄食巴蜀”。鉴于北方的“流民起义”已经风起云涌，让内乱不断的西晋朝廷感到“十分头痛”。西晋朝廷马上做出反应：派侍御史李苾“持节慰劳”。这个“持节慰劳”只是其表。随文下达的还有个“秘密指示”：监察流民，不让其入剑阁。“流民潮”就“流不动了”。有道是活人不被尿憋死。李特他们熟知“逢官必贪”的社会现实，就采用“众筹法”向李苾展开“贿赂攻势”。果不其然，李苾就对流民产生了“同情心”，主动向朝廷上表。大意是：流民这么多（10余万），汉中也没奈何（非一郡所能赈济）。同时，还为朝廷想办法：“蜀多仓储，粮食充裕”（天府之国）。为此提出建议：宜让流民入川就食（给流民一条生路）。有这么理由充分的上书，西晋朝廷就只有准了。“流民潮”也就迫不及待地涌向蜀地。

这个李特，也有点像“二冲客”。他带着流民来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雄关，看到“蜀地形胜”，想起“三国故事”，讥笑“蜀后主”刘禅：有如此地方，却面缚而降于人，难道不是庸才吗？我们都知道，曹魏于公元263年派钟会、邓艾灭蜀，邓艾大军在剑门雄关受阻，于是偷渡“阴平小道”，大军才得以“军到绵竹”、威逼成都，继而刘禅“举手投降”。李特、李雄父子割据益州建国称帝，首都也在成都。我看了一下，剑阁县在公元347年由“晋寿县”改置。这一年，“成汉帝国”末代皇帝李势向东晋大将桓温“举起双手”，也曾经“面缚而降于人”，这怕是李特压根也没有想到的吧。

有次去剑阁、苍溪作“文化考察”，连夜翻阅他们的《县志》，发现都有“賨人”的记载。证明那里的古老居民，跟我们宕渠先民一样，都是“賨人后裔”。有次去阆中作“文化考察”，有个兜售自己作品的作家，我用一支“派克钢笔”换了他的一套书，我们结下了“一面之缘”。我问他的先祖是不是賨人，他居然没有听说过賨人。我说：古文献说：“阆中有渝水，賨人常居左右”，该怎么解释呢？他说“我无言以对”。关于“渝水”，有人说是流经阆中的“嘉陵江”，也有人说是流经渠县的“流江河”。文化学者们往往“不置一词”。昨天看见渠县流江河湿地生态公园，居然有了“渝水广场”的招牌。这是“不够严谨”的行为。当然，从“渝水广场”，我也看到了当地党政对“宕渠文化”的重视。

我经常在思考，巴和蜀边界在我们川东地区的分界在哪里？我高兴地看到，春秋战国时，剑阁大部分是蜀国辖地，东南小部是巴国领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剑阁境大部属蜀郡葭萌县，东部属巴郡阆中县。剑阁县“分属巴蜀”，肯定是巴蜀的边界之地，“巴南蜀北”的嘉陵江流域，可能是巴蜀在川东地区的分界线。这个“葭萌县”，也有历史故事。《华阳国志》说：蜀王迫害居住在葭萌县的“苴侯”，苴侯就向巴王求救。巴王又“邀约秦国”，这才有了公元前316年的“秦灭巴蜀”的历史记载。不过，“救援”变成了“侵占”。

公元300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孙秀怕“太子司马遹复位”对赵王司马伦不利，于是通过“贾谧传话”，让“丑皇后”贾南风把太子杀死在“金墉城”。为此，贾南风却“授人以柄”，又被赵王司马伦“送上了黄泉路”，废杀在“金墉城”。“傻皇帝”司马衷还在，赵王司马伦执掌朝政，听说益州刺史赵廞与贾南风有“姻亲关系”，就想给赵廞“换个位置”：到京城去当“大长秋”。这个“大长秋”，是后宫的“属官”，一般都用宦官当任。虽然都是官轶“二千石”的官员，但实权与益州刺史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为此，益州刺史赵廞当然“心中不安逸”，对于“成都内史”耿滕接任益州刺史心中有了想法，这显然是“下级接替上级”。

按照当时的惯例，益州刺史的官署在“成都太城”，“成都内史”的官署在“成都少城”，这相当于现在的“四川省”和“成都市”的关系。属官接替上级，只有“中央”（西晋朝廷）才能做出这种决定，而益州刺史赵廞“也不傻”，他或许看出了“中央的意图”。也知道“这个调任”，对于他来说是“凶多吉少”，甚至因为贾南风的关系，还会“掉了脑袋”。于是，益州刺史赵廞假意举行盛大的“权力交接”仪式，李特、李流兄弟就成为“杀手”，“成都内史”耿滕就这样“不明不白”成为赵廞的“刀下鬼”。赵廞马上自称“益州牧”，开始“反叛中央”，这个“中央”就是西晋王朝，走上了割据益州的第一步，并以李庠为“威寇将军”，带兵去北方防御西晋朝廷的征伐。

李特的兄弟李庠，是个“无事找事”的人。他马上“依窦融故事”，对“益州牧”赵廞进行“劝进”（自立为帝）。这个“劝进”，其实很对赵廞的“心思”。“三国”时的刘焉，就是知道“益州有天子气”，才申请来益州做了“益州牧”，一直都想“为王称帝”。后来，刘焉没有这个运气，还没称帝就“一命呜呼”了。但是，官场就是这样，也不讲什么“仁义道德”。因为李庠等“勇毅有才”，又在诛杀耿滕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赵廞怕今后不能制服李庠等“一帮兄弟”，突然“大发雷霆”，把李庠（李特弟）及其子侄30多人以“大不敬”的罪名诛杀于“成都东市”。还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特兄弟，说是李庠“说了不该说的话”，杀掉他也是“罪有应得”。

在西汉末年，皇帝刘盆子。因为刘縯（刘秀哥）“功高盖主”，有抢夺“胜利果实”的危险。于是，刘盆子设计诛杀了他。那时刘秀还没有“成气候”，只是“敢怒不敢言”，装着“没事儿一样”（有大丈夫气度），继续为刘盆子这个“放牛娃”卖命，最终成为东汉的“开国皇帝”。这时的李特，处境也跟刘秀一样。他说：“庠大逆不道”，真是“该杀”。心中虽有“愤恨”，也只能“隐忍了事”。于是，李特等带兵退回绵竹，去继续履行“北部防守”的使命。（待续）□罗学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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