氐人武兴国揭秘 读周吉灵《武兴国志》

我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各种势力大混战和周边民族大融合时期。魏蜀吴鼎立、西晋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东晋朋党相争，几乎接踵而来；刘裕篡权建立南朝宋国，拓跋珪兼并十六国建立北魏，又开始了南北朝的对峙。就在此时，生活于陕甘川交界处的氐人也利用南北对峙结合部的地利之便，先后建立了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成为氐族最辉煌的一段历史。只是随着武兴国的灭亡，氐人为汉人所同化，这段历史很少被人提及。

周吉灵的母亲是氐族血统，周家祖辈居住的陕西省略阳县又是当年武兴国建国之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早已融为氐羌民族的一分子”了，于是弄清楚“氐族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就成为他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结。

机会总是让有准备的人抓住的。2008年10月文化部设立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陕西省宁强县、略阳县被划入，引起地方政府对于氐羌文化保护的重视。2010年8月，在略阳县横现河镇毛坝村赵家院的建筑工地上，挖出了武兴王杨文弘碑、姜太妃墓志颂碑和合葬陵墓，这成为了武兴国存在的铁证。作者周吉灵此时调入略阳县档案局，研究武兴国的历史与业务工作暗合相通，使他有时间搜集古代典籍，查阅与武兴国相关的地方文史。陕西省作家协会组织的“秦人秦风秦文化采风团”，又给他提供了勘踏古祁山道的便利。社会各界方方面面形成的“平行四边形合力”，帮助周吉灵终于写出《武兴国志》，并由三秦出版社2019年正式出版。

相较于张维先生1949年出版的《仇池国志》，周吉灵撰写的《武兴国志》有下述几个看点。

首先，宏观把握南北朝历史，笔力集中于武兴国。《仇池国志》注意到氐人建国“灭而复兴，继而不绝”的特点，从族系入手，将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这五国皆纳入仇池国名下，按时空分布予以记述。《武兴国志》则以武兴国为着力点，通过回溯氐人建国历史来记述武兴国与氐人其他四国的联系，与南朝和北朝的联系。这由全书的章节内容及排列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第一章武兴国概述，第二章武兴国历史遗存，第三章武兴国族谱与国王世系，第四章武兴国重大战事，第五章武兴国人物志，第六章氐族人物志，第七章南朝人物志，第八章北朝人物志，第九章武兴国名考，第十章武兴国地名志，第十一章氐族与武兴国，第十二章武兴国大事记”。同时，作者可以对武兴国建国时间、王谱、人物、重大战事进行细致的记述，这样一来得出的“武兴国经历四代七主，共81年”的结论，就比《仇池国》中关于武兴国的记述更翔实具体。

第二，结合考古发现，证据不容质疑，立论更充分。《仇池国志》的作者张维先生生活在民国时期，受当时考古发现的局限，无法目睹地下埋藏的仇池国遗存，只能竭力搜求古文献，细心考据，力求言之有据。《武兴国志》的作者周吉灵则主要生活在1949年建国后这段历史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考古工作逐步深入，氐人建立武兴国的地下遗存也被发现，可以实现“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周吉灵在《武兴国志》中，专门列出“武兴国历史遗存”专章，有图有真相地来详细记述氐人的历史遗存：杨文弘与姜太妃合葬墓、武兴王杨文弘碑、姜太妃碑、氐王杨难当墓祠、氐王杨盛墓祠。“二重证据法”的应用，无疑增加了该书的学术含量。

第三，遏制不住的人文情怀和对家乡的挚爱。《仇池国志》的作者张维先生在书写中坚守着“志以纪实”的行文风格，而作家出身的周吉灵虽徜徉于古文献搜集考辨，行走于天水武都乡间，沉思于武兴国兴衰更替，醉心于《武兴国志》的谋篇布局，但内在的人文情怀和对家乡略阳的挚爱则挥之不去。于是，在总结氐族与武兴国的关系时，他要写下“武兴国的精神”一节的内容，试图对于生活在古代略阳氐人的文化精神进行概括。在附录中，他要附上《略阳赋》，“赞我略阳，举世无双”，表达自己对家乡的挚爱。对于这一点，作为熟悉周吉灵的朋友我能理解，但作为一部地方史志的书写，窃以为还是恪守“志以纪实”为上。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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