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汉俑：奇特陶俑的历史渊源

三星堆纵目面具与成汉俑颇相似

成都桓侯巷成汉墓出土的陶俑

何大江 /撰文图片由成都博物馆提供

2017年夏—2018年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金堂县十里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期间，清理东汉中晚期至两晋时期崖墓90余座，出土随葬器物400余件，墓中出土的成汉时期的侍俑、伎乐俑，引发了世人的好奇和考古学家的困惑。陶俑最为突出的是其眼部特征：眼睛又大又圆，像橄榄一般朝外鼓着，以至于有文章说它“与地球人类在相貌特征上有着很大的差异，颇似科幻电影里一些外星人的模样”。这类陶俑非常稀少，埋葬时段仅限于成汉时期，其出土地域也主要在成都。它们似乎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在浩渺时空中存在非常短暂。它奇特的“眼崇拜”现象，也让古蜀文化的独特性越来越凸显出来。

张飞墓的误传

在成都一环路内西南方，这条叫作桓侯巷的小街，得名于巷内原有的祭祀张飞的张爷庙，又名桓侯庙（张飞谥号桓侯）。庙后有一土冢，冢旁立有石碑，上书“汉张夫子衣冠墓”。该庙建于清代，为成都屠宰业祭祀张飞所用——传说张飞杀猪匠出身，为屠宰业祖师爷。

时至今日，庙已不存，土冢则位于华西医院第三住院部和第四住院部之间的小池塘边，当年不少华西子弟曾在这个被称作“张飞墓”的土坡上疯玩。有些上了点年纪的市民，至今也仍以为这真的是张飞衣冠冢。

1985年，由成都博物馆考古部主持，对这个传说中的“张飞衣冠冢”进行了发掘。墓葬虽多次被盗，依然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近百件陶俑及陶制动物模型，陶俑种类有文吏、击鼓、吹箫、侍俑等。墓中最让人惊奇的是镇墓俑：它戴平巾帻，眉弓凸起，双眼外突，呈橄榄形状，眼睑较宽；高鼻，大扁嘴，两耳较大，颈部较长，身体呈筒状。

纪年砖上的年号“太康”“玉衡”“玉恒”和“汉兴”等，泄露了墓葬的秘密。除“太康”为晋武帝年号之外，“玉衡”“玉恒”“汉兴”皆为成汉年号，其中“汉兴”为成汉创立者李特之孙李寿的年号。随葬品中未发现晚于成汉的器物，因此墓葬时代下限定在李寿时期。纪年砖的出土，证明“张飞衣冠冢”一说实为误传。考古界认为：墓葬主人是当时的一个贵族；此墓是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成汉时期墓葬规模最大者，亦是记录此时期社会风俗最重要的出土文物。

成汉政权从流民领袖李特于公元303年攻克成都，到347年为东晋权臣桓温所灭，国祚不过四十多年。控制区域最大时，东至巴东，北达汉中、仇池(今甘肃成县西），西抵汉嘉（今四川芦山县）、沈黎（郡治在今四川汉源县），南及越巂（治所在今四川西昌东南）、宁州（今云南省华宁县），统治范围大致包括今日之四川全境、云南北部、陕西汉中地区和甘肃的成县、文县地区，而其统治中心，一直在成都。

成都万年场、桓侯巷以及西昌等地出土的成汉俑，跟之前的秦汉俑和之后的唐宋俑相比，几无共同特点。秦俑多取材于兵士，西汉俑以贵族的奴仆为模仿对象，东汉俑则着力表现当时的市井生活，唐代的三彩女俑面如满月、樱桃小口，宋代的武士俑手按兵器、怒目而立，都无不反映出其时代风尚，面部造型也多模仿真人。而成汉俑双目突出，眼距奇宽，大耳招风，迥异于生活中常见的人类。

成汉俑的出土，作为一个谜案存在于中国考古史中十数年，直到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才给世人提供了新的思路。

与三星堆同源？

1986年，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1、2号器物坑出土了青铜人像69件、青铜面具22件和金面罩3件，其造型都非常奇特诡异。“方形脸，眼睛外凸，眉弓粗且凸起，阔嘴，蒜头鼻，大耳，颈部较长。”成都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索德浩这样描述三星堆的青铜人像造型。他说，第一次看到收藏于成都博物馆的成汉俑时，脑海时马上浮现出三星堆青铜塑像的面容。“这种相似度绝非偶然性可以解释，”索德浩说，“应该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那之后，索德浩又两次参与了成汉俑的考古发掘。2011年，他在成都市双流县华阳镇广福村清理了一座成汉崖墓。这个小型单室墓的墓葬全长6.36米，由墓道、墓门和墓室三部分组成，泥质灰陶的成汉镇墓俑即立于墓门前。2012年，索德浩在广福村崖墓南约500米的田家寺崖墓群又发掘到一座成汉崖墓，再次发现成汉俑。这两次出土的镇墓俑，除了头顶有对称鹿角之外，跟万年场、桓侯巷和西昌地区出土的成汉俑都有着共同特点：粗眉弓高高凸起，双眼呈橄榄形并外鼓，眼睑较宽。

直到1986年三星堆青铜雕像的出土，人们似乎才在其间找到一点联系——尽管二者的制作年代相距近1800年，但都有着“神化眼睛”的共同现象。三星堆人像甫一出土，便以其独特造型震惊世人，“外星文明”的说法甚嚣尘上。难道成汉俑也和三星堆塑像一样，是对外星来客的摹画？

对眼睛的强化到了近乎崇拜的地步，这跟三星堆青铜人像如出一辙，再联系到古蜀文明中的“纵目”一说，解开成汉俑之谜的钥匙似乎就在眼前。

成汉政权的建立者李特，其祖上为賨人（巴人的一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賨人自巴西宕渠（治所在今四川渠县一带）迁于汉中杨车坂。曹操大军过境征服汉中时，李特的祖父李虎是这一支被称作“杨车巴”的賨人之首领，他带着五百户部众投诚曹操，得了个将军封号，再受命离开汉中迁往陕西略阳。

到了西晋元康六年（296年），氐人齐万年起兵反晋，关中频岁大饥，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六郡十万余人口，不得不进入巴蜀就食，李特即成为六郡流民的领袖之一。《十六国春秋·蜀录》上称李特“身长八尺，雄武善骑射，沉毅有大度”。流民到了剑门关，素怀大志的李特见山势雄险，不由得叹息：“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耶？！”

永宁元年（301年），借“八王之乱”再起、关陇局势混乱的机会，李特在绵竹聚众起义，两年后死于战事。305年，李特之子李雄攻下成都，即皇帝位，国号“大汉”，因后改为“汉”而史称“成汉”。

李氏家族虽然为巴人的一支，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羌氐化了。《晋书》和《华阳国志》皆称从李氏移于略阳后复号“巴氐”，即可作为明证。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平定汉中，到元康八年（298年）李特率流民入蜀，已历三世，在氐人的传统居住区略阳居住了83年，李氏政权已逐渐融于氐人之中。

墓葬习俗，是社会文化的综合反映。成汉政权的墓葬，也极大程度上受到氐人的影响——如果对此认同的话，那么似乎就可以在成汉俑与三星堆青铜面具的高度相似性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三星堆文明，是长江上游地区最早的古代文明，它存在的时期约为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前1200年，相当于从夏末商初到商代晚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都邑在今日广汉三星堆的古蜀王国，是由鱼凫酋邦在征服蚕丛酋邦和柏灌酋邦后，建立的一个强大、统一的王朝。国家政权在这片土地上的形成，意味着古蜀由此进入了文明时代。

建立三星堆文明的鱼凫氏，也是氐人的一支。《成都通史》称，鱼凫酋邦由岷江河谷南出灌口而进入成都平原。成都平原因为有着优越的地理和气候环境，而对岷江上游、甘青地区的族群有着极大诱惑力，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期间，吸引着岷江上游、甘青地区的羌氐族群大规模源源不断地迁徙而来。

“通过对成汉俑和三星堆器物坑人像的比较，可以看出二者极其相似。”在索德浩看来，这绝非历史偶然所致，因此他大胆提出了自己的假设，“二者的相似性是由于有着共同族源。”三星堆文化族属主体来源于古氐、羌及先民生存的川西北、甘青地区，因为远离中原文明而千百年来保存着原始文化面貌。李氏政权也曾在川西北有过近百年的生存史，文化上应深受其熏染，在成汉时期又借流民迁徙再次大规模进入了成都平原——这便给成汉俑和三星堆造像极大的相似性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尽管对“纵目”的解释不同，尽管线索繁乱，但对于成汉俑和三星堆面具，众多的传说、史料和考古都有两个指向：一是其来源都跟古氐人相关，二是都有着“纵目崇拜”。这两种雕像的制作者，这两个相隔着千年时光的蜀人族群，存在着一种隐秘而又实在的联系。

成汉政权的道教基因

古氐人有“纵目崇拜”的习俗，有“立眼人”的传说，而从巴蜀土生土长的道教，同样也有“立眼”的神祇——二郎神杨戬那直立三目的形象，早已在中国人心目中扎下了根。于此，道书《灌江备考》可为佐证：“二郎为蚕丛之后，故额上有一纵目。”

关于二郎神的真身，历史上有种种说法：一为李二郎，即修筑都江堰的蜀郡太守李冰的儿子；一为赵二郎，即隋朝时曾隐居青城山学道、后拜嘉州太守（今四川乐山）的赵昱；一为玉皇大帝的外甥杨二郎，即《西游记》中大战孙悟空的杨戬。这个因《西游记》而广为人知的杨戬，有学者认为其原型是南北朝时氐族的英雄人物、氐王杨盛的第二子杨难当。杨难当的统治中心甘肃武都仇池，即为氐人故地。氐族先民有“剠（黥）额为天”的习俗，即用刀刻额头并涂之以墨，形成永久性痕迹，看上去像竖起来的“天眼”。杨二郎乃氐族之神的看法，已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

纵目、古氐人、二郎神、道教，种种线索再起纠结，而对成汉政权的解读，似乎成为解开这团乱麻的一把利刃。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最大宗教，而成都则是其诞生地和早期最重要的传播地。道教创始人张陵（又名张道陵，或称张天师）生长于东汉末年，早年曾任巴郡江州（今重庆）县令，高龄时率弟子前往成都鹤鸣山修道。修道期间，张陵结合老庄学说以及成都原本存在的巫觋文化，创建了天师道。凡交五米斗者即可入教，故入道拜师者甚众。

汉安二年，张陵创立二十四治（即二十四个教区）。二十四治中，有一半在今成都地区，诸如位于大邑悦来镇的鹤鸣山治、位于青城山的青城治以及位于当时成都南门外锦江河北岸的玉局治。张陵死后，子张衡、孙张鲁相继其业。初平二年（191年），张鲁攻下汉中，并烧毁栈道，断绝交通，在此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

李特建立的成汉政权，从一开始就受到道教的深刻影响，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李氏家族自巴西宕渠迁往汉中杨车坂之后，便开始接触到道教，《晋书·李特传》称：“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而攻下成都，建立成汉政权之后，五斗米教更是成为国教。

在李氏家族建立成汉政权的过程中，道教领袖范长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十六国春秋·蜀录》上称范长生“善天文，有术数”。他求道养志于青城山，率上千户人结寨而居，并拥有大批部曲和大量的积粮。太安二年（303年），李特死于兵事，又加之缺粮，一时军中人心浮动，形势极为艰难。此刻，范长生伸出援手，为流民队伍提供了军粮。当年闰十二月，李特之子李雄击败益州刺史罗尚，攻占成都。范长生乘坐素车来到成都，李雄立于城门前迎接，执版让坐，欲迎范长生为君王，而范长生反劝李雄自立。李雄称帝之后，立范长生为丞相，加号“天地太师”。五斗米教成为成汉国教，领袖范长生成为成汉国师，对于道教的传播和成汉政权的巩固，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集道教领袖和成汉丞相两种职位于一身的范长生，在治理蜀地时，也充分运用了《老子》和《周易》的思想，无为而治，实行与民休养生息之策。对待老百姓，减役宽政，男丁每年只交三斛谷子，女丁减去一半，生病者亦减半；户调每年也只有几丈缎、几两绵。《通典卷四》称：“事少役稀，百姓富实，门闾不闭，无相侵盗矣。”

此外，成汉政权还兴办学校，设置史官，出现了一派民风质朴、社会安定的局面。当时的西晋王朝，“八王之乱”尚未结束，给社会带来的创痛依然惨烈，北方的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政权也正虎视眈眈，可谓内忧外患，板荡难已，而此时的蜀地，却人民乐悦、远离刀兵，成为乱世之中的桃源。

李氏进入成都，建立成汉政权，不仅带来了奇特的墓葬文化，也为道教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出独特奇异，却又远承着三星堆古蜀文明，并含有蜀地觋文化和道教底蕴的成汉俑则不足为怪了。成汉俑神化眼睛的现象，一方面说明了蜀人尽管远离故土，却依然追思先祖伟绩；另一方面，联系到道教中有名为“千里眼”的神话，也能看出古蜀人探索宇宙、延伸内心世界的渴求。在华夏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由成汉俑和三星堆青铜塑像体现出的眼崇拜文化，尽显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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