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有林场改革方案》和《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围绕“保护生态、保障职工生活”推进国有林场改革。近日,本报记者深入略阳、留坝、勉县三所国有林场,从陕南一线护林员们的视角,探访了国有林场发展的人文生态。
本报记者 梁潇 实习生 段伟秩
从伐木到护林:巡山虽苦,森林绝无小事
今年6月,勉县国有张家河林场,成立于1962年。49岁的郑小新是林场的老护林员了,“林区43年无火灾”,是张家河的一线护林员们最欣慰、最光荣的成就。
张家河林场,由于地处偏僻位于全县最西北,还被称为当地的“大西北”,与甘肃接壤。同一座山上,国有林场位于集体林的上部,是重要的生态功能区,更是生态脆弱的管护区。自1999年禁伐之后,林场的主要任务,从贡献木材转到了管护山林。
郑小新说,“巡山不走回头路,装备就是这两条腿”。早晨赶早从这条沟进去,看看有没有陌生人进来,有没有盗伐树木,盗采珍稀树种和名贵的药材等等。每天步行七八个小时,再从另一条山沟走回去。有路程太远的,还得住在山上,第二天赶早下来。
1月至5月巡山防火;6月到10月防汛、防病虫害,补栽苗木,因为这里秋季的成活率最高;10月到12月,山林又进入了防火期,春夏秋冬常年无休。经年守在深山,几乎人人负责两千多亩的森林,年工资水平在两万元左右,林场在禁伐后没有效益,只能拿到60%。
常常一座“石头山”上,找不到一块大于二十平方米的土地,三分之二的管护区在山尖,他们个个是野外生存的“高手”。当地人敬仰地将他们称为“森林卫士”。一些护林员与当地村民也相处成了家人,过年时老护林员独守林场,老乡还喊他来家吃顿年夜饭。
当然,护林员也有“唱黑脸”的时候。在管护中产生一些不理解的误会,周围的人们上山采药放牧,认为林子是公家的,“过一过就过去了”。但森林也有新陈代谢,为了保护物种的多样性、延续性,“我们只能守住了原则”。
上世纪60年代建成的老场部土坯房,是护林员们在山上唯一的落脚地。年久失修,小雨小漏,大雨大漏,“我们一坐一个晚上”。
去年10月的一个雨夜,郑小新和同事们刚刚睡下,听到被子上砰砰掉东西,伸手一摸是下雨了,漏雨的地方就在头上,他们赶紧把床挪到中间,没过一会儿又漏了。把十几个宿舍全都挪到一起也漏了,老房子从二楼到一楼全漏透了。
很多年来,护林员们的生活非常不易,喝水是取河水沉淀,吃的也要从城区周边运来,直到年初才解决了老场部维修和饮水的问题。
然而,当郑小新回忆起自己从青年走向中年的林场岁月时,他反倒说了一句令人意想不到的话,“现在想想,我也是个历史的罪人呢”。
说来话长,林场成立之初,主要的任务是伐木,为国家和当地的建设贡献木材。据郑小新回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之中,林场每年的木材供应指标是三千立方米左右。而在那时,伐一棵40厘米的木材,会毁掉周围几十棵的小树,“倒一棵树就牵连了一亩地的树”。
陕南森林的树种分布多为杂木林,不同于东北等地的森林密集性,一般林子每公顷的木材蓄积量只有100到200立方米,以50%可采伐的数量计算,每公顷森林只能出50立方米的木材,成熟林只达到60立方米。
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一场突发的洪水滚滚而来,“木头渣子都冲到了河道里”。郑小新感慨:“我们损失很大,可惜不可惜,这是森林对我们发出的警报!不是说生态文明么,我的工作从伐木转到护林,生态的责任无限大,太重要了。今天巡山再苦,也没有护林的事大,我们要为国家、为子孙后代守好了啊!”
从职业到信仰:父子两代,把使命传下去
2015年6月,留坝县国有闸口石林场,距离县城38公里,位于秦岭的主梁。汽车上了这般崎岖的山路,仿佛遇见了顽皮的孩童,接连翻过一个个山头,整整一上午的艰难跋涉,左转右转早已让人没了脾气。
“辛苦倒不怎么辛苦,只是我们必须待在山里。一天到晚见不到一个人,待得人都不善于和人交流了。”42岁的林场职工余军腼腆地说,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禁伐之后,林场的职责全在森林管护上,今年是他第22年在林场工作,一大半时间是做了管护员。
为了森林的防火安全,护林员一个人过春节,在山里并不稀奇。“妻子如果不能同甘共苦,家庭也过不下去了。我们长期不在家,钱也拿不回去,富裕的生活也给不了。”余军说,他的妻子没有工作,在县城一边打打零工,一边照顾上高二的孩子。
“几个月前,我家人先后生病,感到欠家人的太多了。”这对于余军来说,最对不住的人是家人,最大的动力也是来自家人。因为余军的父亲,也是这样一位无私奉献的“森林卫士”。一段父子两代护林员的薪火传承,讲起来仍让人泪流满面。
“我们家对林场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当年,余军还没有出生,父母亲都在林场工作,父亲却在一次下山采购的路上,不幸遭遇了车祸。母亲艰难地将他生了下来,他和哥哥也都继承了父亲的事业。
后来,林场禁伐后没有效益,工资经常发不全,哥哥也在一次人员精简中离开了林场。这时,母亲却对余军说,“咱们家总得有一个人守林场啊”。守护这片绿色的森林,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也伴随父亲母亲的坚守,早已融入了余家的血液,成为坚不可摧的信仰。
于是,他坚持留了下来,“我得接好我父亲的班哪”。十多年来,巡山护林很难见到一个人,“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人”,有时远远见到老乡放牛,在集体林和国有林的交界处打个招呼,老乡便离开了。他常年不在家,“家庭根本没有照顾到”,每当难得回家一趟,“进家就捡重活干,匆匆忙忙”,与妻子与孩子的交流都少之又少。
有那么几年,离开林场的朋友们,随便摆一个路边小摊摊,也有了千百块的收入。余军的工资还在250元徘徊,大家也拿这250元开开玩笑。他不是没有过纠结,但来自家人的力量,让这纠结瞬间化开了,“我想再怎么也坚持一下,这一坚持就坚持了这么多年。”
“我也很幸运,外面人来这里,就是天然氧吧!”如今,境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余军现在还是紫柏山景区的工作人员,2012年林场棚户区改造项目,余军在县城周边分到了93平方米的新房。2001年在紫柏山栽下的三千亩树木成林,其中700多亩都是他带人栽下的。
“看着沿路成林的落叶松,我不觉得虚度了人生。有时候回家陪老人走路,或者把老人领上山,他们也讲一讲上一代人的经历,指着林子说这一片是他们育的,那一块林子当年是什么样子。老人们很自豪,我也很幸福。”眼下,余军还有一个心愿,希望在这次国有林场改革中,长年的低工资可以改善一些,多少给家人有个交代,生活提供得好一些。
从担当到改革:生态核心,从未被时代遗忘
今年6月,略阳县国有观音寺林场,1958年成立。林区海拔最低900米,最高2300米,场部海拔800米,距离县城73公里。这是一所全额财政拨款的国有林场,位于汉江北源生态涵养林的核心区,没有伐木期的经历,自成立的任务就是护林。
林区有种子植物1700余种,珍稀动植物20余种,不乏秦岭冷杉、红豆杉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灯台七等珍稀药材。护林员平均管护面积达到七八千亩,最远的管护区有十七八公里,最近的也有五六公里。
摔跤、打滑,“磕磕碰碰是常有的事”。最担心的是“林区不通公路,至今没有通讯信号”。人一进山就等于失去了联系,什么都全凭自己应付。巡山路上没有一双专业的登山鞋,更没有任何现代化的设备。在野外露宿时,拿篷布铺在地上睡,用石头垒一个封闭的火炉,以最原始的办法来防御野兽。
“这是皮外伤,不要紧,就怕有蚂蟥爬到身上去,那吃饱了才出来呢。”老场长牛义升摸着他划伤的胳膊说,伤是前两天上山摔下的,“并无大碍”。但是,老场长很担忧,现在“巡山全凭一副好体力,老职工慢慢干不动了,十年也没有新人进来了”。
老场长讲道:林场都在偏僻的地方,生态潮湿,一个字“荒”,不通路不通网,待遇又不高。太缺少懂技术的年轻人了。在观音寺林场,有5位在岗职工,两位30岁以上、一位40岁以上、两位50岁以上,还有6名社会管护人员。没有一位女性,没有一位大学本科生。
2009年,在场部到山脚下才通了一条过摩托车的土路。平时,护林员用一个半小时到达山脚下,再步行三个小时到达国有林场的管护区。尽管森林调查、实时地形图、遥感定位技术等已在其他领域普遍使用,但国有林场的森林管护还是传统的手段,用得是解放鞋、木棒、大刀、手电等等。
陕南国有林场的边界很广,巡山护林还主要靠体力。护林员们使用的地形图和分布图,还是一些上世纪80年代的老图,存在失真状况。钻山进林,翻过一条沟又走一条沟,尽管每两天巡山一次,走错一步也就迷路了。这给森林管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限制。
他还说:由于地方投入资金配套能力有限,林场只能首先保证职工工资的正常发放,林区通讯、电力、饮水、道路等欠账都很多。国家天保工程的经费划拨,实际是“以养林来养人”,但在基层是以“以养人来养林”。
不仅如此,国有林场的一林一地,全部禁止流转,病虫害等卫生采伐指标也在国家。而在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林下经济产业政策上,一些附近村子能享受到的支持,林场却因为不享受三农政策被“边缘化”了。
时代在发展在变化,国有林场和一线的护林员们没有被时代所遗忘。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有林场改革方案》和《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很多在一线的护林员们说:从2005年国家决定改革,到新的改革方案的出台,他们“整整等待了十年”。
“林场不能没有新鲜血液,我们需要一大批的年轻人参与建设,需要不断更新现代化的管护设备和手段。林业的发展要活起来,也需要多元化的国有林场改革模式。当然,这必将是在基层的实践中,一步步孕育、生长和繁荣的。”老场长牛义升说得深有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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