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拖N”式的养老焦虑

这是一张戳中独生代泪点的照片，照片中的男子独自在医院照顾同时生病的父母，留下一个脆弱无援的背影。照片是第26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获奖作品———《独生子》，作者系河北省摄影师张申军。

计划生育政策于1978年出台，1980年施行，一直延续到2016年，才因全面二胎政策而结束。如今，父母渐老，孩子还小，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危机已经到来，正应了那句话：“幼时你陪我长大，现在我却无法陪你养老。”年少时饱受宠爱的独生子女们，要开始担起父母巨大的养老压力。

赡养父母被“掏空”

大部分独生子女的焦虑在父母生病那一刻被激活，1982年出生的刘懋婷的焦虑最近到来。

“自己的成长赶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在她眼里，曾满头黑发的父亲是个有了一根白头发都要拔掉的人。这段时间工作忙，无暇顾及父母，加上疫情没有出门，也就是每周给父母打两个电话，隔了三个月才回父母家的她，推开门时却突然发现，“爸爸的头发一半都白了”。

原来，父亲的2型糖尿病和心脏病时不时发作，身体状况很不好。刘懋婷慌了，带着父亲到南溪山医院住院治疗，就在这时母亲的高血压也犯了，血压接近190。在病房里来回跑的刘懋婷折腾得够呛，夜晚等父母都睡下了，她无力地靠在椅子上，这几年自己带孩子、拼事业、为家庭，他孝敬父母的时间少得可怜，如果不是父母病了，像这样陪伴父母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1989年出生的张晓晨年纪并不大，但赡养老人的担子却很重。这两年，她把年过6旬的父母从阳朔接到桂林，和自己住在一起，方便照顾。90多岁的公公婆婆在农村老家由其他的亲戚照顾。

有一天突然接到电话，外公检查出了肠癌，要到市里大医院来确诊。“母亲一听急‘疯’了，嚷着要回去尽孝。”张晓晨撂下电话，当即决定请假回家。

张晓晨领着父母推着外公去市里的大医院不同诊室做各种检查，最终确诊肠癌晚期。为了让母亲安心，她又把公公婆婆接了上来。

“照顾上一代老人和上上一代老人，吃喝拉撒都得管，还好父母两人身体还行。”张晓晨说自己“一拖四”，丈夫则负责照顾孩子，原本的三口之家变成了靠独生子女支撑起的养老家庭。

暂时放弃事业和自己的梦想，她那时觉得“独生子女特别可怜”，“你不可能什么都行，你不能什么都能做到。”

“双独”家庭勉力支撑

“4-2-1（2）”———这一看似足球阵容的数字串，其实是两位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他们的结合被学者称为“双独家庭”。夹在中间的夫妻二人位置尴尬，既要赡养四位父母，又要养育一到两个孩子。

王玉欣和妻子都是“80后”的独生代。王玉欣在市内一家广告公司上班，妻子是导游，两人的父母陆续步入退休年龄。王玉欣的父母情况有点特殊，早年离了婚，现在各自有一位老伴，“也就是说除了四位父母，还有两位老人你也得顾及，虽然人家也有子女，但毕竟是父母的老伴，有个病痛你不能不管。”

几位老人虽大病没有，但小病不断，6个老人一边互助养老，一边为王玉欣带孩子。但最近，他觉得这种平衡越来越难维持了。

父亲摔了一跤，骨折进了医院，岳母也病了。一下子，家里除了他以外的主力没了，还得找护工去照顾父亲和岳母。在桂林，医院护工的价格至少是150元一天，一个月四五千元。像王玉欣这样打拼的子女，月薪也就刚好给护工发工资，更让他心里难受的是：“父母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能在他身边，因为我得挣钱养家。”

他和妻子把全家生活的开销控制在2000元，给孩子攒上500元今后上学的费用，朋友、同事的应酬控制在500元，再给双方家里一些钱，基本上所剩无几。除了开销大之外，医院、家、幼儿园、单位，他和妻子样样都得顾，但样样都不太顾得上。

像他们这样陷入独生子女养老泥沼的人，是独生一代的普遍现象。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预测专家王广州的测算，至2015年我国就有1.76亿独生子女家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曾推算，2011-2060年间，城乡中的双独婚姻占比约为10%-35%，他们中或多或少都正在面临着或者将会面临为家庭养老的困境。

曾经的中国家庭讲究“四世同堂”、“子孙绕膝”，但如今这种金字塔结构已然颠倒，越往下延伸，家庭成员越少，甚至只有一人。而这唯一的一个人，成为了支撑大家庭的中坚力量。“就算钱包能撑下来，人都不一定撑得下来。”王玉欣无奈地说，因为4个老人只要有1个生活不能自理，必然要多两倍甚至三倍陪护费用，以及时间成本。

“啃老”一族如何“养老”

赡养老人，天经地义。独生子女从出生开始就享受到了父母们全部的爱，这一辈人不会割舍家庭的羁绊，把赡养父母作为成年后最大的人生任务之一。

但是，并没有多少独生代能够确保在养老负重下独自完成这项任务。记者进行了随机调查，多位本地独生子女中超过9成的人都确定自己无法赡养自己的父母，其中，有一半以上的“80后”还需要父母进行资助，现在还是“啃老”。

像很多独生子女一样，1984年出生的杨朵朵也是桂林一个家庭的“小公主”，童年无忧无虑，年轻时也顺风顺水。直到过了35岁，“我们这代人注定是要住养老院的，你帮我找找吧。”母亲坦然地对杨朵朵说。她没有兄弟姐妹可商量，她一个人的决定左右着母亲余生的生活质量。

但细细想一下，杨朵朵明白，母亲只是“撒个娇”，希望女儿重视她的养老问题。因为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多半的老人还是选择居家养老，儿女们就是他们唯一的依靠。有关老年保障以及家庭养老的研究常见的结论是，家庭养老依然是中国社会养老的主要形式，但是这种形式面临严峻挑战。只有一个孩子的现实，不仅常常导致独生子女父母更早地步入并且更长时间地经历着“空巢”的生活，且独生子女家庭不具备中国家庭养老模式所具有的客观基础。

杨朵朵内心不能接受父母在养老院度过晚年。独生子女家庭中，老去的父母们恐惧晚年孤寂，他们的不安全感需要孩子的陪伴才能缓解。反过来看，没有援手的独生代在养老问题上捉襟见肘，一方面是出现病痛时，一个孩子所能提供的资金支持和照料都比较有限。另一方面是，平日的生活中，大多数父母并不与子女住一起，甚至不在同一个城市，心灵上的孤独不可避免。而老人们对情感和陪伴的需求，对一些独生子女来说，已成为一种难以回避的负担。

为了让父母晚年能够享受一蔬一饭的幸福，没有兄弟姊妹、没有退路的独生子女们就必须背负起两倍、三倍的压力。不管是”一拖N”还是”4-2-1”，中国家庭“倒三角”的构造，意味着全部的中心终有一天会落在这位独生子女身上。

记者沈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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