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挺劲 独具匠心

汉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辉煌灿烂的大一统时代。政治、思想、军事上的强大，经济、文化上的繁荣与全面发展，使得农业、手工业以及相应的上层建筑，如哲学、文学、史学、科技、艺术等，都大大超越前代。与两周相比，汉代虽已不是青铜器的繁盛期，铭文内容也相较简单，大都契刻为器物名称、使用地点、铸造年月、器物重量和工匠姓名等。但是汉代金文制作手法与审美精神，上通甲骨文、齐金文、秦诏版、秦汉印章,下开当时书法篆刻创作之风气，体势突破秦小篆格局限制，笔画随意自如，有着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上林铜鉴》铭文便是汉代铭刻书法体系中的杰出典范。

“上林铜鉴”并非同一时、一次所制，每批次铸造少则10枚（阳朔元年），多达300枚（鸿嘉二年）。这些铜鉴铭文虽然不是一人所契刻，但是其书法风格却极为相类。本文所述“上林铜鉴”铭文是西汉阳朔四年同批次生产的240枚中第24枚，文四行、行5至9字不等，共二十九字，即“上林铜鉴容五石重四十四斤，阳朔四年五月工李骏造二百四十枚，第廿四。”

铭文中“上林” 即上林苑，位于西汉长安城的西北部，是汉武帝刘彻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8年）在秦代的一个旧苑址上扩建而成的一座皇家宫苑。

“鉴”在古代的主要功能是盛水和盛冰，也可以沐浴、鉴容。

《说文》对鉴的解释很明确：“鉴,大盆也。”庄子写的更具体：“卫灵公有妻三人，同鉴而浴。”当鉴中水表面平静时可作为镜子，故有“以人为鉴”、“以史为鉴”的说法。

两汉金文历时四百余年，经历了中国文字形态的隶变过程，其中既包括篆书又包括隶书，还包括介于篆书与隶书之间的过渡字体。

“上林铜鉴”铭文是汉代金文特有的篆书体类。这类篆书行款整齐，行气贯串，体方笔圆，随形布势，增删就形，灵活多变，疏密松紧自然。

从结体上看，每字虽宽窄相等，而各字长短不一，因字立形，笔画多则长，反之则短。有的字占三字之位，如“鉴” 字；有的则二三字紧接似一字，如“四斤”、“鉴容五”等字。

从线条上看，多为横平竖直，细劲有力，竖线上粗下细，其转折处多为方折，少数亦为圆转，遒劲如“折钗股”，新奇可爱, 独具匠心，充分表达了书法笔意。

徐利明教授在《汉篆的风格》中亦指出“上林铜鉴”铭文体势平正，以横平竖直为主, 即在小篆中的笔画圆转处多以方折处理，而横画的两端，往往起端方切粗重，向末端渐细，锐利出锋。

“上林铜鉴”铭文风貌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是为了适应青铜材质的特殊需要。青铜刻字，既不同于石刻，更异于简帛书写。因青铜的硬度较强，在青铜器上镌刻为求便利，必需适应其书法在结体及其点画形态上的独特变化。

二是借鉴了先秦金文的章法与线条处理。如春秋晚期齐国的《陈曼簠》等铭文的书法，其字迹精劲谨严, 结体灵活多变。横画多方笔起，至收笔处线条流畅均匀，无明显变化，呈方起方收状。尤其竖画是在一头方切、一头尖锐出锋的形态上，有着明显的承袭，只是书体由大篆变为小篆而已。

三是作者有意识的审美追求。方正挺劲意趣的表现是当时书体从大篆到小篆过渡的必然。秦召版之后从汉镜铭文到瓦当砖文，都具有明显有别于前代书风的特点。

四是汉代隶书的反作用。西汉前期是篆书向隶书演进的重要形成时期，隶书某些结体的变化，如横竖直线的组合方式变长为扁、变弧为方等。这种对秦小篆结构进一步减括，必然反作用于汉代铭文的结体造势。

无论是内容还是书写，“上林铜鉴”铭文都比较简略，无法和先秦的铜器铭文相比，但在“简略”中也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特色。这种既有先秦金文遗韵，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精美汉代金文，为后代书家提供了丰厚的艺术营养。晚清篆刻四大家之一的黄士陵便是从中汲取营养，形成了自己朱文印的主体风格，并独立印坛。

□董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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