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黑户”终结时

记者周绍瑜

日前，国务院发文提出全面解决“黑户”落户问题，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而根据最近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有1300万“黑户”，这也意味着，每100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没有户口。

在桂林，也有着这样一个“黑户”群体。从“黑户”落户新政出台的一个多月来，记者连续走访了全州、阳朔、临桂等地，走近这个“黑户”群体。得益于落户新政，他们将就此结束之前没有户口的生活状态。

●“黑户”群体

2月17日，农历正月初十，临桂区南边山镇五敬村委三山口村。

初见宾权娣时，她和老公、儿子一家三口正忙碌着给新建的房子装修。宾权娣在结婚之前，一直生活在阳朔县葡萄镇葡萄村委老村，其户口也在这里。1990年，经媒人拉线介绍，她和老公黄双伍两人结婚成家。也正是在这一年，宾权娣成为了“黑户”。

宾权娣回忆说，当时她和老公结婚时，自己已经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而老公还没有到，所以就暂时没有领结婚证。但是，她的户口仍然在葡萄镇的娘家中。由于没有领结婚证，户口迁移的事就搁置了下来。结婚两年后，宾权娣想从娘家把户口迁移到老公家时，她去葡萄派出所咨询了相关事宜。

“葡萄派出所查询后告诉我，我的户籍在该所已经被注销。当我到南边山派出所查询时，也没有我的户籍资料。”那一刻起，她才意识到自己成为了一个没有户口的人员。

从1990年到今年，“黑户”的身份一直伴随了宾权娣整整26年。

因为婚嫁户口被注销而造成的“黑户”，仅仅是“黑户”中的一类。在记者的采访中，还了解到有未办理收养手续的事实收养“黑户”、非婚生“黑户”等。

53岁的梁年有是阳朔县高田镇亭子圩蒋家村人。2000年，他和妻子在回娘家的路上，看到路边有一名弃婴。“由于身体的原因，我们当时没有孩子，也一直想要孩子，就想着把这名婴儿抱回家中领养。”梁年有说，当时他们简单地以为，孩子先抱回家养着，以后再慢慢补办领养、上户口等手续。

而今，梁年有的养女梁晓莉（化名）已经15岁。关于她的户口问题，却迟迟没有解决，也一直困扰着这个农村家庭15年。

今年6岁的小艳（化名），家住全州县永岁乡双桥村委石塘尾村，正在读学前班。在小艳两岁的时候，她的妈妈离家出走，而由于父母当时没有领结婚证，她出生时也没有《出生医学证明》，至今小艳的户口仍没有办理下来。

●超生和非婚生占大头

根据桂林市统计局在去年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末全市常住人口491.91万人。如果按照每10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人没有户口的比例推算，桂林的无户口人员在5万人上下。

南边山镇五敬村委干部温顺才对于该村“黑户”人员的情况比较清楚。“因为超生没有上户口的小孩很多，像宾权娣这样的成年人‘黑户’比较少。”温顺才说，有的是超生户，担心要缴纳社会抚养费，就拖着到小孩快上学或政府“大赦”时才上户口。

这一点，从部分基层派出所户口补录登记工作的数据中也能侧面反映出来。

按照往年的惯例，每一次的人口普查，政府会“大赦”一批超生、非婚生“黑户”，即无需缴纳社会抚养费也可以给上述两类“黑户”落户。南边山派出所户籍民警王姣说，仅是在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那一年里，该派出所就“消化”了约1000名超生、非婚生“黑户”人员。

在阳朔县公安局葡萄派出所2015年补录登记户口的材料中，记者看到，去年一年该所办理的补录登记户口人员是20名，年龄段从3岁到70岁的都有。仔细翻看这些补录户口人员的信息，其中非婚生、超生的“黑户”人员有15人，占比75%。阳朔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户籍民警万芳翠说，从最近几年登记出生人口的数据来看，每年落户的出生人口约4000人，其中超生、非婚生补录登记户口的约为400人。

采访中，不少基层户籍民警都表示，此前尽管法律规定，婴儿出生后户口登记是无条件的，但计生部门的证明乃至妇女的上环证明，都曾作为婴儿上户口的前置条件，这也是不少地方实行的“土政策”。而对于一些超生、非婚生的父母来说，他们不愿意或交不起罚款，就导致相当多的超生或非婚生婴儿成了“黑人”，或者说暂时的“黑人”。

2月22日，桂林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支队（以下简称人口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杨晓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口管理工作是动态的，要确切统计现在桂林的“黑户”人数比较难。但他们从日常的户籍登记管理工作中梳理发现，此前桂林的“黑户”群体，主要是政策性原因造成的，即超生、非婚生和未办理收养手续的事实收养等三类“黑户人员”，其占“黑户”群体比例在80%-90%之间。

●“黑色”生活

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黑户”，这一身份标签曾经给他们的生活带来重大影响。

今年，宾权娣将满50周岁。在过去的26年里，她生活的村庄、城镇在快速地向前奔跑，而她的人生半径却被牢牢地界定。“要不是户口的问题，我也不会被困村中20多年，半辈子只能过着种田的日子。”说起“黑户”身份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宾权娣明亮的眼神黯然下来。

至今，宾权娣一家仍“蜗居”在约100平方米的泥巴房中。原本，她也可以凭借勤劳的双手，让这个农村家庭有所改观，但一纸户口簿，将她的人生轨迹全都改变。

本世纪初，外出打工潮开始吹进这个偏远的山村，村上的青壮劳力纷纷外出到广东、江浙沿海一带打工。“当时想着打工能挣到钱，我和老公也想出去打工，可外出回来的村民说，坐火车、住宿都要身份证，一听这个消息心里凉了一截。”宾权娣说。近几年来，国家相继出台的惠民政策逐步向农村倾斜，如农村医疗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但由于没有户口，自己都没能享受到这些实惠。

从1990年到现在，由于没有户口，宾权娣像“隐形人”一样存在。没有身份证，不能外出，26年来被困于这个小山村，最远的地方也只到过桂林市区。一家人靠着约1.8亩的田地，种植淮山、葛根等经济作物，或是在村中帮人做小工，维持着生计。

没有户口，也让梁晓莉的求学之路充满坎坷。

尽管没有户口，在当地学校、政府的“通融”下，梁晓莉从小学到初中都能在当地读书。直到去年5月，正在读初三的她接到校方通知，因为没有户口，不能参加中考。“那段时间，看着同学们去考试，女儿一人独自躲着哭。”梁年有说，当时，县里一所中等职业艺术专业学校到各个初中遴选学生，梁晓莉也被中职学校选中。“当时我们只能劝她，要想读书就先到这所中职学校读着。”

在新的学校，梁晓莉同样被“黑户”的问题所困扰。学校白天上课，晚上参加演出。老师曾多次通知她，到银行办理账户，好将演出的补贴发到卡上，但没有户口同样办不下来。

“要是办好了户口，我还是想参加中考读高中。在这里也只能读三年，毕业后如果没有户口，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于未来，梁晓莉很是迷惘。她还没有想过，没有户口，她不可能找到工作，不可能结婚生子，不可能到银行开账户，不可能到邮局寄、领汇款，不可能住旅店，不可能坐飞机，更不可能参与选举。她已经清晰意识到，没有户口，就可能没有一切。

梁晓莉所正在经历的，正是小艳今后所要面临的。小艳的爷爷蒋济岑说，今年小艳就要年满6周岁，下半年就要读一年级，“没有户口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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