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毅
好多年前,我听过一位作家说:“什么是故乡?故乡就是埋葬着自己亲人的地方。”外公外婆的墓在县城一所中学后面的山上。外婆在2005年去世,与去世多年的外公葬在了一处。外公在1973年去世,葬在那里是他临终遗愿,他说可以看着子孙以后在那里上学。
我在那所中学读书的时候,经常带着本书,翻过围墙,去山上找个地方静静地看。有时候,我会走到外公的墓前。那里的视野很好,能看到树林、山峦与河流。
外公姓陈,但他的墓碑上刻的名字却是姓林。那是他上世纪40年代在游击队时用的化名,后来,他就一直用化名做自己的名字,真名反而没多少人知道了。我从墓碑上看到过,外公的爷爷“青年时,只身于故土闽漳州入经粤罗定,再入桂蒙山平乐”。在广西平乐,外公的爷爷定居了下来,然后,就有了一个家族的人。
卫家的长辈告诉我,我们这一脉卫姓族人,是一百多年前从广东东莞来到广西平乐的。如此说来,我是广东人和福建人在广西的后代。可是,更往上的祖辈又是从何处而来呢?
我高考的时候,语文试卷的作文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写的是议论文,开头引述的是高更在塔希提岛画的那幅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何处去?》,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便不再是“我”,这些作为人的基本问题便无从回答。
我从小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或者说是困惑。我们在世上身处的地方,后边都有无数的人走了漫长的路,才来到这里。
小时候,我在家乡县志“民国时期历任县长、县知事更迭表”里,看到了我外曾祖父的名字,但那只是一个表格,没有多少文字。伯外公是我外公的二哥,他留下了一份四页纸的家史。从这几张纸里,我知道了外曾祖父自幼家贫,聪颖好学,字画兼好,字近王羲之,擅画菊、梅,年少时负责管理大家族的藏书。为家庭生计,离乡闯荡,在南宁一家客栈偶遇陆荣廷,受其赏识,成为其师爷。那时候,陆荣廷还只是一介绿林。这拨绿林在越南打劫法国人和富商,被称为“义盗”。某一次,他们在西贡闯下大祸,各自逃回家乡。外曾祖父从此与陆荣廷失去联系,教书为生。多年以后,陆荣廷称霸广西,外曾祖父被陆荣廷起用,在广西多地做过“知事”,也就是县长。外曾祖父走过的路,如果伯外公没有记录下来,将永远消失在时间之中。文字的力量在乎此,记录下来比口耳相传更能对抗时间之河的冲刷。
多年以后,我成了写人物的记者。很多时候,我最开始知道的也只是某个人的名字,然后通过采访,汇集处理各种信息,最后将一个人呈现于纸上。这些人物报道,有长有短,有粗有细,就好像历史有时只是表格,有时是亲朋记忆,有时是某段叙述,有时是一部书。梁漱溟曾说,他最关心的两大问题是: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我们关心历史、文化、科技、政治、经济、社会,本质上都是关注人本身,关注我们短暂人生的应有之义。
我记得自己大学毕业前的日子,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泡在系里的资料室,翻阅的大都是20世纪20年代的报纸影印件。下午,太阳西斜,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灰尘在光柱里飞旋。我有时候会想,这些灰尘漂浮亿万年了吧,比我们所见都多,地球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尘,亿万年也只不过是倏忽一瞬间,而个体的人生,是瞬间的瞬间。可是,这一瞬间,却有古往今来的冷暖悲欣。
大学毕业十几年了,这些年里,我去过许多的地方,见到许多的人,听过许多的话语。闭上眼时,许多场景如临眼前,许多声音如在耳边。我非常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我往往在一天里便经历了一个人的一生,无数的人生构筑了一个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历的世界。但我又会想,如果把他们的故事从这十多年里抽掉,我自己在哪里呢?我不应只是记录者和观察者,还应是自我的体认者,而我对于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最早来自于家人,这一切交织在一起,才更像是真实的人生。我尝试着把这些写下来,便有了这本书。
有一天,我坐在行驶的汽车里,穿过山林,从耳机里听到了胡德夫演唱的《最最遥远的路》: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来到以前出发的地方/这是最后一个上坡/引向田园绝对的美丽/你我需穿透每场虚幻的梦/才能走进自己的门自己的田//
在我的家乡,有一处地方叫“世外桃源”。那是山里的一片僻静之处,风景秀美,许多人会带着餐具和食物去那里野炊。我小时候去过几次。有一次,一位长辈指着山谷里春天的田野跟我说:“你看,这跟《桃花源记》里写的多像。”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我看到了远处的群山,我想的是:山的那边是什么?
山的那边仿佛才是一个看不见的桃花源。少年人好像都是如此踏上了通往远方之路。那个桃花源永远无法抵达,但人们从未停止寻找。
摘自《寻找桃花源》,卫毅/著,鹭江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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