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红军长征突破湘江这段历史,我算比较早。1994年,红军长征过桂北60周年,我以《漓江日报》副刊编辑的身份,跟当时的报社领导带着一批作家、通讯员,深入桂北,重走长征路,采访了许多健在的老红军以及老红军后代,记录下大量当地老百姓讲述的红军故事。这些故事在我脑海里发酵,并产生一个强大的声音,催促我写作一部红军题材的书。但我一直没动笔。多年来,红军长征过桂北的纪实文学铺天盖地,作者无一例外采用宏大叙事,大场面、大视角、全景展示红军突破湘江的悲壮历史。但在我看来,这些作品纪实有余,文学力量不足。所谓文学力量,就是个体人物在大背景下的命运,人性、信仰在大事件中的煎烤,以及作者赋予作品的人文情怀。我希望能有从小角度出发,塑造出有血有肉的红军形象的作品。时间来到2016年8月中旬,我又一次采访失散红军肖春发的儿子谌明生(跟养父姓)时突发创作灵感:写写失散红军的故事。回到桂林,立即动笔,到年底,长篇小说《失散》完成初稿。终于完成心愿,我有一种卸掉包袱的快感。稿子放在那里,也没有想过拿出去发表、出版。2018年9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实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三年规划”招标,我立即想起《失散》,并且策划以《失散》为主打的“湘江红遍”文学三部曲参与竞标(另两部分别是刘玉的《征服老山界》、梁安早的《红细伢》)。最终,“湘江红遍”脱颖而出。
著名而悲壮的湘江战役之后,失散红军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命运,他们的理想信念有哪些变化,以及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如何对他们进行评价和判定,我们的文学创作对之既缺乏应有的历史关怀,也似乎缺乏更为现实的审美经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的长篇小说《失散》便有了耳目一新之处。该小说讲述了三个独立而又关联的失散红军的故事,写他们在湘江战役后,辗转流徙、饱受屈辱而始终保持本色、坚守信念的红军精神。
在第一个故事中,王国礼丢失了自己的布鞋,连同藏在鞋里的情报一并丢失。流落在当地后,王国礼以叛徒之名忍辱负重,终生寻找,甚至在七十多年以后去世前仍将寻找作为后辈使命传承下去,这是一个不忘初心的故事。
第二个故事写得颇有意味。二河镇蒋家山乡村医生蒋述德及其家人躲过国民党军和民团的搜索、抓捕,同时救活了失散的红军战士谌天来和国民党的连长吴之顺,尽管他们并不喜欢国军。这是一个关于特别情怀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谌天来几经寻找未能追上队伍被迫留在当地,而吴之顺在被国民党部队及其家庭抛弃之后,是蒋述德和谌天来逐渐接受和改造了吴之顺。这种有关抛弃成见向善改造的情怀被进一步凸显出来。在这个故事中,我还花费了一些笔墨叙述了山区青年参加红军到前线抗战并壮烈殉国的内容。这是我将前述的情怀延伸上升至爱国情怀。
第三个故事看似爱情故事,但其实这个故事不仅超越了爱情,也超越了基于湘江战役背景下红军战士失散问题。少女月亮被红军李华连救命后爱上了他。后来月亮目睹了李华连等红军战士在与国军激战中失败被投入甜泉井中,月亮由此为李华连、为红军守灵终身不嫁。这是一个关于信念和坚守信念的故事。月亮爱上李华连,既是爱李华连这个人,也更是爱李华连所代表的红军。
上述三个故事在文字流动中蕴含了刚毅而深入人心的力量,从不忘初心出发,到对爱国情怀的抒发,再到对信念的执著坚守,不仅赋予了散落于民间的几乎被忘却的历史故事以生命力,也使这些故事在当下产生了积极的象征意义。
写作失散红军的过程,正是我接受教育的过程,从创作《失散》到《失散》在国家级刊物发表、再到广西师大出版社正式出版,红军的光辉形象始终萦绕在我脑海里。我创作《失散》不仅是向红军致敬,更是为了寻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之源、动力之源。
作者:盘文波桂林日报社
作品:桂林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征文比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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