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漂泊记

《述林1：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封面

前言：

最近一段时间，桂林学子面临着高考和中考这两个重要的人生时刻，但是你知道在几十年前，抗战时期的年轻人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生死历程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述林1：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是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团队采集的非虚构纪实文集，团队成员走访了21位中国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及其家属，收录了21位老人对抗日战争的点滴回忆。在书中，这些世纪老人回忆年轻时代遭遇这场战争时迁徙漂泊、辗转求学、敌后杀敌、远征缅甸、文艺抗敌，用故事和细节勾画出一幅普通民众的抗日战争史。本报特刊登书中一位少年的经历，从中可以看到当年中国人的动荡岁月。

壹

1937年7月7号，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大概在9月14号，日本人在上海登陆。

我那时虽然很小，但是也懂点事，知道上海打得很厉害，日本人的装备很先进，有坦克，我们什么都没有，就这样跟他打，但最后上海还是失守了。日本人马上进攻南京，12月13号把南京打下来了。南京到九江走水路最近，溃退的部队，还有沿途下来的难民“哗”地一下就涌过来，整个九江市都被部队和难民挤满了。部队都是伤兵，有的胳膊没有了，有的腿没有了，我亲眼看到一个战士，一颗子弹从脖子右边穿进去，从那头出来，还看得见窟窿。

战争的气氛非常浓厚，当时我上小学，老师让我们去慰问伤兵，我们带些水、带个茶杯，看到伤兵就给他送杯水喝。有件事情让我很感动，伤兵都躺在大马路上，街道两旁都是，但是没有进家门的，也没有扰民的。蒋介石的部队纪律能那么好，现在回想起来也很难得。

日本人打下南京以后就准备进攻九江了，天天派飞机来轰炸，

一天至少一次，有的时候两次。飞机来的时候，一般是三架、九架或者二十七架———他们的编队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我们防空力量很弱，没有飞机跟他打，高射炮也打不中。日本飞机飞得很低，看到马路上有人就用机关枪扫射，所以飞机一来，我们必须躲。当时的警报按照声音的长短来区分，一个叫预先警报，一个叫紧急警报，一个叫解除警报。预先警报一响就要赶快躲，紧急警报一响就说明飞机已经到上头了，我们每天都要跑警报。我父亲在后院挖了个防空洞，大概是一米宽，三米长，一米深，从两头都可以进。警报一响，七十多岁的祖父首先进去，我们再跟进去躲在里头，飞机走了我们再出来。后来因为涨水，那个地下防空洞不能用了，我父亲弄了个小划子（船），一放预先警报就让大家上船，赶紧把船划到湖中心去。有一次，我们划到湖中心的时候，飞机丢了一颗炸弹掉在水里头，“啪”一炸，把那湖水炸得“哗哗”的，我们的船差点翻了，紧张死了，没想到在船上那么危险。

我父亲想划船躲警报还是不行，就跑到九江地势高的农民家租了个房子，我们就直接躲到那住了。住了一段时间，日本人又往上打，情况更糟糕了。父亲说干脆回老家去吧。我的老家在瑞昌，离九江三十公里的样子，老家有一个很破的房子，前头是个铺面，租给人家了，后头还有几间房，没有窗，黑不溜秋的，我们就躲在里头住。没事做，哥哥姐姐几个人就天天玩牌、打麻将。大哥大姐他们老赢，二哥老输。二哥当时十三四岁，输了就耍小孩子脾气，我爷爷就说：“不算不算，重来重来。”就这样玩了一两个月。

贰

后来形势更严重了。当时我们的政府要阻止日本人从南京到九江来，在马当设了三道防线，马当的河道比较窄，就决定在这儿把石头填进江里，让日本军舰过不来。当时就把江上所有的民船全部征用了，和政府的轮船一起运石头，所以江上的交通已经不通了。到了最紧急的时候，政府又决定把南浔铁路炸掉，如果南浔铁路不炸掉的话，日本人到了九江又可以继续往南走。江上交通不通了，铁路不通了，我父亲这时候做了个决策，不能再待了，要全部离开九江。他赶着在南浔铁路被炸之前，带我们全家包括姑姑家的亲戚一共二十几个人挤到火车站，又挤上到南昌的最后一班火车，到了南昌以后租一条民船，从南昌到了赣南的泰和，全家就搬到那里去。

这样待了一段（时间）就开学了，泰和有个县立中学，我就去考初一，考得还不错，一百多人我考了第11名，进了一年级。没念两个月又不行了，九江失守。我父亲很紧张，就决定赶快从泰和往湖南逃。我们先从泰和到南昌，又从南昌到株洲，想从株洲坐车到衡阳。那时候已经没有别的交通工具了，只有运煤的火车，我们就扒上一节车厢，坐在煤炭上头，打把雨伞，就这样往前走。火车走得很慢，“咣当咣当”，刚离开株洲不远，日本飞机来了，火车司机把车子停下来，让老百姓赶快疏散。全家人赶紧从火车上跳下来，趴在四周，散开隐蔽。飞机来了以后“啪啪啪啪”打了一阵机关枪就飞走了。飞机一飞走，大家又上车，火车继续往前开，像公共汽车一样走哪停哪。就这么糊里糊涂的，一路从泰和跑到了衡阳。

一到衡阳正好赶上日本人轰炸，“哗”的一下飞机来了，到处丢炸弹，炸得整个城市起火。那个时候，我大哥在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先搬到了泰和，后来又搬到了广西宜山。我父亲说我们往宜山走，就决定从衡阳去广西。

进了广西先到桂林，那时候我的伤寒病还没有好，家里没钱了，再走也很困难。我父亲想办法到处搞钱，我嫂子也把她结婚时的戒指拿出来换了点钱，够继续生活一阵子。我们到一个很破的旅馆住下来，从江西逃出来的时候带的烙饼已经发霉了，我母亲舍不得丢掉，把霉刮掉以后切成小片煮给我们吃。在桂林待了一阵又往柳州跑，柳州有个远房亲戚是医生，他招待我们住下来，这个时候我才清醒。清醒以后饿得不得了，因为十几天没有吃东西，光喝米汤，天天吵着要吃的，但父亲母亲坚持不给我吃，怕我的肠胃再出问题，到后来慢慢给我吃点东西。这样我才死里逃生，一粒药都没吃过，从伤寒病中活过来了。

这时候，我父亲得到一份叙昆铁路局的工作。叙昆是四川到昆明的铁路局，他就决心到昆明总部报到。我们没有钱也没有东西，只好到处找亲戚朋友。正好找到我嫂子的姑父，他在西南运输局当了个处长，很帮忙。他叫我们冒充他的家属，说他的家属要从柳州到昆明，请西南运输局帮忙，西南运输局都是卡车，卡车上有一个棚子，我们全家就坐在棚子里头。那个时候汽车是非常破的，走几步就得停一下，不是这儿出毛病，就是那儿出毛病，“咣当咣当”走了好多天，先到贵阳，然后从贵阳到了安顺，从安顺再到昆明。

叁

一到昆明，终于感觉轻松了。昆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座非常漂亮的花园城市，风景很好，四季无寒暑，树木非常茂盛，茶花开得很漂亮，我们就在那里住下来了。

在那住了一段时间，父亲说你们俩总待着不行，还得去上学。他就在附近找了个学校，叫云瑞中学。这是我第二次上中学。

念了大概一学期，学校闹风潮，也不知道什么背景，开始搞校长，我们就退学了。我姐姐那时候刚好去禄丰县工作，父亲就说你们俩跟姐姐念书去吧，我们俩就跑到禄丰中学念书了。当时县立中学水平很差，我们去了以后，学校挺高兴，看到我们两个人成绩还不错，很重视我们。但是哥哥对那个学校不满意，说学校水平不行，就想要转学。要转学得有个证书，二哥说证书好办，叫我放哨，他一个人偷偷跑到校长办公室，把证书拿出来，但是没找到校长图章，我就照着校长图章刻了一个。我们俩就这样拿上转学证书出来了，他说我们转到城里去吧。城里有个教会学校叫天南中学，我们就转进去了。

天南中学比较贵，在那待了半年，家里负担不起，我们就出来了。后来父亲被滇缅铁路局调到弥渡办公。那儿有一个滇缅铁路局的子弟学校———镇南联合中学，我们铁路子弟上学免学费，父亲就把我们俩送到镇南中学去念书。镇南中学也是教会学校，教学很认真，当时教外语的老师都是美国人，他们不会中文，全部用英文讲课。第一次上外文课，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没有听懂，因为我们学外语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读的。“Whatisyourname？”他一连读“What’syourname”，我一下子就蒙了。

在那念了不到一年，日本人打缅甸，中国决定取消修建滇缅铁路，我父亲就失业了，家里没有钱了。父亲托关系在昆明二十一兵工厂当了个职员，姐姐在易隆整车厂———昆明郊区一个小的汽车修理厂———找了份工作。那时候为了过日子，没有办法，父亲把二哥带到二十一兵工厂当临时工，姐姐也把我带到易隆整车厂当临时工。

当时分配给我仓库的登记工作，有一张桌子，我就坐在那登记，没事的时候就看放在抽屉里的高中课本，领导一来就把抽屉关起来，就这样把高一、高二的课本自学完了。

后来我父亲发现一个学校，不要钱的，叫作国立中山中学。国民党很注重对华侨子弟的照顾，他们上这个学校，不要学费，不要伙食费，也不要住宿费，什么都不要，都是免费的。这所学校也可以招些非华侨子弟，父亲叫我去考，我就考取到这里念书了。高中毕业的时候举行了会考，我记得考完以后，大红榜贴在一面很大的墙上，我是第一名，保送到西南联大。我想大哥是电机系的，二哥是土木系的，那我就报机械系，这样我们一家就什么都能搞了。高中生活就这么结束了。

总结一下，我的小学共花了四年，念书大概有三年的样子。中学算上打工、做生意共花了六年，念了六所中学：泰和中学、云瑞中学、禄丰中学、天南中学、镇南联合中学、国立中山中学。六年里头，实际上没有念到四年，大致是这么一个过程。

（潘际銮口述张钧采访钟源整理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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