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币的回忆

■薛秉明

小时候，如果口袋里有几个硬分币和几张纸分币，那是很得意的事。很多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用分币去支付。硬分币，那时我们通常称为“毫子”，新一点比较平整的纸币是不舍得花出去的，它往往会被我们小心地夹在书本里，我们喜欢票面上的卡车、飞机和轮船。

20世纪50年代，桂林有一种标配的早点：两根油条、一碗糊辣。油条2分一根，糊辣1分一碗，5分钱就可以过一个早了。我小的时候，江南巷靠近东华路的巷口有一家杂货店，在店里我买过2分钱一盒的火柴，5分钱一个的酥饼，1分钱一颗的包着花玻璃纸的水果糖，杂货店里还有代售的4分、8分的邮票。

1959年的秋天，我第一次背上书包，走进了位于中华路的广西师范学院附小，该校1962年改名为中华路小学。读书了，要买一些文具用品：普通的铅笔1分钱一支；带橡皮擦和好的铅笔2分钱一支；作业本有2分和5分的；2分钱可以买一块厚厚的好橡皮擦；用于美工的刻刀7分钱一把。女同学喜欢跳橡皮筋，她们买来不少1分钱一根的牛筋，一根套一根，连成长长的一条。课余的时候，女孩子们的双脚就像蝴蝶，在两根弹性很好的长条间翻飞着。

童年时代，中华路小学大门左右的大路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小摊，吆喝声、叫卖声响成一片，五颜六色的糯米团做成的动物、公仔3分钱、5分钱一个，红红的关刀糖2分钱一把。油炸好的腰形糯米粑粑5分钱一个，金黄金黄的放在锅边的铁丝架上，一滴一滴往下掉着亮亮的油。有时会有外地来的汉子，站在那个形状怪异、仿佛有很多机关的暗红色木车前，一边敲着锣，一边招呼着过往的小学生：“快来看啊！看西洋片啊，5分钱看一场啊！”

有一阵男同学兴起了做“攒钱筒”，找一节粗细适中的竹筒，在靠近竹节的部位锯开一道宽于硬币厚度的口子就成了。我也做了一个，平常就放在枕头边。晚上躺在床上，睡前把它倒来倒去，因为我已经存了几个毫子进去了，那几个硬币在竹筒里滚动的声音，有节奏，很动听。

改革开放前，普通人的月工资在40元左右，物价几乎固定不变。乐群路口的碗糕很长一段时间都是2分钱一个。十字街的人民电影院的隔壁是大光明冰室，里面的绿豆沙冰水7分钱一杯。米粉店里的米粉，小素（一两）4分，大素（二两）8分，小菜（一两）8分，看一场学生儿童专场电影7分。

在农村插队的日子里，我抽烟大都跟农民一样，抽自卷的喇叭筒。那时的经济牌香烟，8分钱一包，是紧俏货。有时在公社供销社的商店里发现了有这种烟，并且口袋里的钱超过了一块时，也会痛下决心向那个长得秀气的售货姑娘喊一声：“来一条。”8毛钱一条，10包，够抽好一阵了。虽然烟味低劣，还带点苦，但如同它的牌子一样，经济啊。

少年时，我和我的同学们也常玩“造币”游戏。随便拿一枚硬币，蒙上纸，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分别按在硬币的上下两边，用刚削好的铅笔依次用密密的排线把币面上的图案描出来。“造”出来的硬币在纸面上排列着，一个个圆圆的，有着立体的铝金属的质感，真像。

纸分币退出流通领域已有10年，硬分币1992年停止发行，分币离我们已渐渐远去，它留下的记忆一圈又一圈，环绕成我们生命的另一种年轮。

至今我仍然记得当年的情景：放暑假了，一群孩子当起了冰棒的流动零售员，烈日下，他们肩挎冰壶行走着，有的还左右开弓，交叉背着两个沉重的冰壶，于是在偏僻小巷里，常响起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冰棒，两分钱一棒；冰条，两分钱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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