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难念的“育儿经”

孩子们正在参加舞蹈训练。（资料图片）

80后、90后独生子女，从出生开始就是在被“打量”的目光中长大，与上辈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让他们难免惹发争议甚至质疑。现在，这群独生子女集体进入养育独生子女的阶段，或者说开始了“独一代”养育“独二代”的全新时代，人们担忧的目光又转移到为人父母的独一代身上。

“独一代”和“独二代”同堂

据统计显示，2010年前后桂林出现了一波生育高峰。相比以前，这一轮新生儿高峰在绝对数值上并不引人注目，特殊的是，这些新生儿的父母大都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

当这些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成为父母时，多数人感到手足无措，因为他们大都在父母的过度呵护下长大。

因为育儿，他们首先要经历严峻的经济考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青年研究》曾刊发调研报告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到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

根据广西人才网今年4月发布的全区薪酬报告，桂林人去年的平均月薪为5100元，要攒足一个孩子的费用，需要两位父母2年不吃不喝。

住在中隐路一小区的80后母亲蔡青青说，一个孩子每个月单奶粉费就要达到上千元、尿布300元、辅食200元……她和丈夫每月5000元左右的收入勉强够用。

和蔡青青一样，不管是从育儿的经济成本，还是从和上一辈的感情联系来看，让老年人帮助育儿都成为桂林年轻父母普遍采纳的一种方式。

如此三代同堂，其中两代都是独生子女，这是中国目前比较特殊的家庭结构。从好的方面看，两代人共同养育孩子，这有助于育儿的安全和健康，以及整个家庭财富的增长。但这种模式在积累两代人财富的同时，也积累了两代人的焦虑———它们将共同作用到对同一个孩子的养育过程中。

从孩子出生，蔡青青就一直在适应家庭结构的变化。她和婆婆的关系一直很好，可是真的要长期相处，是另外一回事。

第一场家庭“斗争”，源于孩子喝不喝母乳。孩子10个月后，蔡青青感觉到母乳营养不够，但婆婆坚持要她母乳喂养到孩子两岁，她妥协了一段时间，还是给孩子在12个月断了奶，婆婆担心孩子以后身体差，哭了一宿。

孩子一岁以后，长得很慢。公公婆婆每天絮叨的事情就是孩子体重、身高不达标，拉着孩子吃这个、补那个，蔡青青却不以为然，她只觉得孩子健康就行，和长辈之间又没少吵架。

三代同堂，不同的生活习惯、教育观念甚至表达方式，都会构成摩擦，让独生代家庭育儿的焦虑升温。

望子成龙的现实尴尬

只有一个孩子，能不望子成龙吗？作为“独一代”的中年父母们小时享受“小皇帝”般的待遇，长大独自打拼也吃遍了社会的苦，自然期待着自己的“独二代”少走一些弯路。

首先背上“孩奴”一词的，指的就是这一代父母。他们往往倾尽所有精力，只希望孩子不要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上个周末阳光正好，来不及享受假期，85后妈妈李晴却自动转为育儿频道，两年来的几乎每个周末和假期，她都是如此度过。

星期六早上，她要带着5岁的孩子从临桂开车到市中心，让孩子在老师的工作室上电子琴课，中午在市区的奶奶家睡一个半小时午觉，下午孩子到私教继续上绘画课，不上绘画课的下午，孩子就要去接受两个小时的跆拳道训练。周日上午一般是到王城一个少儿篮球训练班打篮球，下午还有围棋课等着他。

家人都认为李晴给孩子周末安排的早教课程太多了，可是她并不认为这是盲目。

站在一个西方心理学者的角度来看，育儿焦虑的源头就是亲子之爱。纽约大学教授凯蒂·洛菲在《现代育儿心经》一文中谈到，其最原始的表现方式是孩子随时会受伤的幻觉，以及自己要保护他不受任何伤害的强大愿望。

这种原本美好的情感随着家庭经济能力增强和市场专业分工细化，各种针对孩子能力开发的市场产品多样化，给亲子之爱增添了新的内容：培养理想化的完美孩子。

桂林另一位80后父亲刘先生打孩子从娘胎里出来，就给孩子定下了艺术出国的路径。他是一位大学老师，每天都压着7岁的孩子练小提琴，不断地训练、考级，等孩子大了让他在国内继续拜师学艺，直至能去国外学习，最后能在国际比赛中崭露头角。

无论是刘先生还是李晴都认为，这些训练课程并非功利的应试，而是针对孩子的特性。但《现代育儿心经》作者凯蒂却认为，这种高标准的专注、指导与剖析，是家庭生活太过偏向于孩子的表现。

巧的是，李晴和刘先生都符合这些条件：本身都是独生子女，接受了高等教育，有房有车有存款，而且只有一个孩子—————这是在理论研究中最易引发育儿焦虑的中产独子家庭。

育儿链条上资源紧缺

能查阅到的有关数据显示，至2015年，桂林“单独家庭”就有1.4万个。根据统计，这些只有一个孩子的夫妻，年龄多在20岁至32岁之间，这些独生代父母，往往会对孩子的安全、健康过度担心迸发出负面情绪，最让他们心理压力大的是有心培养孩子而又力所不及，或是接受激烈的竞争甚至是盲从于攀比。

“独一代”的父母，和“独二代”孩子之间相差了约30年。在这30年间，社会结构和资源分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生产、喂养、上幼儿园、上小学看起来是再正常不过的育儿链条，但如果再循着传统的路径走，会发现意想不到的阻力。

1989年出生的赵慧是桂林人，2014年怀孕。建档首选是市内一所大型医院，负有盛名但离家远。但好处是建档之后床位有保障，只需按部就班。这样出名的医院，挂号难是一个常识，不过实际情况还是超出了她的想象。“我早晨5点半到医院产科排队，没想到前面已经有20多人了。”尽管如此，赵慧还是庆幸，因为这家医院每天产科只有50个号。

如果把育儿焦虑症的爆发点分为几个阶段，生育难不过是第一个门槛，相似的情况出现在育儿链条的下一环。

赵慧在2017年一度想放弃给孩子上公立幼儿园的念头，而选择一所每学期收费在5000元以上的高档幼儿园。在已经市场化的学前教育领域，这样的选择可能会让竞争减少，但难免会遭遇到老一辈父母生活经验的质疑。

赵慧说，父母告诉她，在他们养育“独一代”的80年代，正是计划经济公共资源的巅峰期。街道幼儿园、机关幼儿园、企业幼儿园、托儿所、学前班，各种形式和主体的学前教育琳琅满目，而且收费低廉。

“等孩子上了小学，别人孩子的兴趣班、夏令营、私教，这不都得硬着头皮上吗，如果上不了，我会觉得自己无能，更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赵慧说道。

因此，为让孩子上优质幼儿园挤破头，为让孩子上好的小学花大价钱购买学区房……这些都成为了独生代家庭育儿焦虑症的核心，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孩子最重要的上升通道，独生代父母们只好拿着自己仅有的积蓄，搭上拼命挤出来的时间，在有限的自我和社会资源中闪转腾挪，力争为自己的下一代赢得一席之地。

记者沈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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