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季清与茶洞褚村的孩子们

1944年后郑季清避难茶洞花岭居住的小屋旧址。

觉悟社时的郑季清，时年22岁。(临桂诗词学会提供)

1953年后郑季清从教的花岭小学。

1951年后郑季清从教的茶洞禇村小学。

□余福州

我不知道应该用怎样的心情来表达对这位女性的崇敬。她身上有跌宕起伏的经历和岁月深深的印痕，但没有凄婉吟唱的悲切；似乎平常柔弱，然而有在丛林荆棘中前行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她的眼如山泉般清澈，她的心如地火般热烈。50年前她就离开了我们，而留下的是温柔的微笑和美丽的不倦的面容。

她叫郑季清，是邓颖超在直隶笫一女子师范的同桌，周恩来的挚友。国家民族大业，骤雨风云变幻，她与周恩来邓颖超投身“五四”浪潮，又共同组织“觉悟社”继续他们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毕业后邓颖超在北大附小从教，郑季清回到扬州教书。身在孱弱的中国，她立志实业救国，先被聘为民国政府铁道部巡视员，后倾其祖产在河南郑州兴办橡胶厂，又南下湖南长沙兴办纺织厂。日寇侵华，抗战爆发，产业毁于战火，梦想皆破，孤身避乱于湘西。至1944年8月，湖南长沙衡阳先后失陷，她又孤身来到桂林寄居在她姐姐家。

避难茶洞花岭

她的姐姐叫郑婉清，姐夫叫吴肇和，是民国江苏省高院法官，后回广西任平乐督察专员公署法院首席法官，是桂林一位进步的民主人士，解放后曾担任桂林市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

我一直有个疑惑：郑季清为什么选择远离城市的临桂茶洞小山村，还一呆就是十四五年？我采访了四位关键人物：吴世运———吴肇和是他的三爷爷，郑季清的姐姐郑婉清是他的三奶奶，郑季清是他的三姨奶；当年曾与郑季清一起在茶洞褚村当老师的禇连生，现年87岁，当年20岁；当年郑季清的学生，后来当过临桂中学校长，现年76岁的褚钟麟；当年郑季清的学生，后来当过茶洞中学教导主任，现年73岁的褚春德。

吴世运告诉我：日寇为了打通南下通道，1938年后频繁轰炸桂林，他的三爷爷吴肇和就在临桂茶洞花岭村街上买了一间小屋存放收藏的古籍、印章等物件。存放的书很多，解放后吴先生将书全部捐给桂林图书馆，装了一卡车，当时七八岁的褚钟麟和褚春德还帮着往车上搬书。花岭村是茶洞四乡八村的一个大村，花岭街的花岭圩是那里非常热闹的大圩市。这间小屋现今还在花岭街上，与街上那些尚存的旧屋一样很不起眼。1944年8月衡阳失守，日寇逼近桂林，桂林开始大撤退，郑季清的姐夫就安排她搬到茶洞花岭的那间小屋子住下。

孤身一人，年届半百的郑季清在花岭小屋很少外出，村民并不知她的身世来历，但知道这位外来的大姐有学问，能作诗填词，又写得一手好字。渐渐常有邻村读书的年轻人到小屋向她学古文。仅距半里的褚村有一位年轻人叫褚忠富，是褚春德的堂叔，经常到小屋向郑季清求教填词。郑季清在花岭小屋居住时看到村中孩童没有书读，就在小屋中办了个小班教孩童识字，不收费用，村民送来七八个孩子。每上一课，她先讲一个故事，孩童饶有兴趣。这样她与村民的关系密切了起来。但是在不久后的一个夜晚，地方上的兵痞流氓以为她有钱又是单身，于是入室打劫，抢走了所有财物，她仅留一床被子和父亲给她的一套二十四史。邻近的褚村人知道了她遭遇的不幸，褚忠富就将她接到褚村自己家里住，由自己母亲成嫂照顾，这样就安全多了。

乡村教育的实践者

住到褚村不久，茶洞解放了，又经历了土改，1951年褚村办了小学，村民就请郑季清负责建校并当教师，又请本村读过初中的青年人褚连生和褚幼妹来当老师。郑季清的第二个教育生涯就从这时开始。我很想知道郑季清是怎样与褚村的孩子相处的，曾是郑老师学生的褚钟麟和褚春德对郑老师的教学有着抹不去的记忆。

褚村是一座古村，有褚姓宗祠和古庙，小学的校址设在褚姓宗祠里，宽敞的大厅左厢是郑季清上课的教室，右厢是褚连生上课的教室。郑季清和禇连生教语文、算术，禇幼妹教唱歌和跳秧歌。学生是复式班，一年级学第一册，二年级学第三册。每个班约三十个学生。

郑季清是江苏人，上课说的是普通话，另两位青年老师说的是桂林话。她肯定不会说桂林话，也不宜说扬州话，而用普通话教学自有她的立意，除了要教孩童说普通话，也要求两位青年老师用普通话上课。白天她上课，晚上她教两位青年教师学习汉语拼音。她是学校普通话推广的倡导人，为鼓励学生学习普通话，她编写儿歌：“一年小，二年大，个个要学普通话，普通话，有好处，走遍天下难不住，长大去见毛主席，谈谈讲讲也清楚。”

了解到这样的情况，自然生出一个问题，因为推广普通话是1955年的事，那一年的全国文字改革和汉语规范会议才确定全国推广的共同用语为“普通话”，并为之作出定义。不过相关资料告诉我们，“普通话”这一名称早在清末就有学者提出，其义为“各省可普遍通用的话”。民国政府曾以政令推广以“京话”为基础的“国语”，有人称“国音”。新中国成立，1951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国务院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6年国家以政令形式规定教育机构要以普通话作为教育教学基本用语，学校和幼儿园要以普通话作为校园用语。

郑季清在1951年的小学教学中就使用普通话上课，尽管她所理解的应该还是民国时以“京话”为语音基础的普通话和民国时颁发的汉字拼读方式，这与后来由国家正式确定的普通话定义和科学完整的汉语拼音系统尚有距离，但她的实践，将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的教学在临桂、桂林甚至整个广西，提前了五年。

褚钟麟和禇春德两位老教育工作者非常感兴趣的是郑老师的教育和教学方式。

一是郑老师上课点名不是直接念学生姓名，而是将一个学生名字中的一个字与另一个学生名字中的一个字搭配着编成一句或两句五言七言短句，学生听后便答“到”。比如有学生名禇竹安、禇介兰和褚钟松，她就点“兰竹配青松”；有学生名禇忠菊、禇忠盛，她就点“菊花菊花你盛开，一起送给周恩来”。就这样她将每个学生姓名都参与搭配组合，这对六七岁的小孩来说，从中感受到的不仅是趣味，还有语句的节奏和对新社会认知的增加。

二是课外带学生劳动。秋收后田地空闲，她向村民借地让孩子们种大白菜。她带领学生种菜淋水浇肥，让学生比谁种得好。有个学生叫禇大立，比较调皮，她重点帮助淋粪水，平时散漫的褚大立变得十分专注，最后种出8斤重的大白菜，郑老师评他为第一名，后来这个孩子表现很好。

三是教学生演活报剧样式的小节目。比如让孩子演劳动种菜，几个孩子扮大白菜，几个孩子扮害虫来吃大白菜，来了一批孩子抓害虫，于是大白菜茁壮成长。解放了，工人农民走在了社会的前列，她就让五六个孩子扮工人拿着锤子，五六个孩子扮农民拿镰刀，唱着“我是工人我做工，我是农民我种田，工农联盟建国家，幸福日子长万年”。为了保卫新中国，全民动员抗美援朝，她让一个孩子举起红旗上台，其余的孩子排队跟着，高喊“五星红旗飘啊飘，小小孩子撑啊腰，去打美鬼我来了，我来了”。我釆访的这位褚校长当年就是举旗的角色，还在台上打跟斗。为了抗美援朝，参军热潮来了，她又带领孩子排练参军节目，有父送子、妻送夫、妹送哥，其中妹送哥是“笔记本，真漂亮，送给哥哥上战场，打仗立功劳，回来对我讲”。除此还有宣传移风易俗勤俭节约树立新风的小节目。这些节目都是她编排演出，演出地点在褚村学堂，在花岭圩上。每次演出，村民来观看。花岭圩是个大集市，有个大戏台，四乡八村赶圩的农民都来，看的人最多。这位褚校长清楚地记得，每次他们演出完，郑老师会拿出花生给大家吃，有几次还拿一百元（今天的一分钱）纸币一人一张作奖励。

然而1955年秋，在花岭圩的戏台给学生排练时，辛苦劳累的她突然中风倒下。乡亲们送她到桂林治疗，但是她的右手已经麻痹。褚春德告诉我，他的大名“春德”是郑老师帮起的。原先他与堂弟在家只有小名，他的奶奶带着他和堂弟去报名读一年级时曾请郑老师给兄弟俩起个学名。郑老师就送俩孩子一人一个小砚盘，这两个砚盘是配对的，已刻有“春德”和“秋德”两词，郑老师说就取“春德”“秋德”为名，从此兄弟俩就以砚石名作为自己学名。褚春德还记得有一个家境不好的孩子报名上学，穿着有破洞的衣服，郑老师用针线碎布缝补了再给这个孩子穿上。她自己没有生育，她把禇村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看见有那么多活泼的孩子在自己身边，她会忘记之前所有的不愉快。

理想的坚守者

这样一位“五四”闯将，女权解放的先行者，多艺的才女，在褚村简陋的住宿，粗糙的食物，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她如此顽强地生活？那是因为在离开了轰轰烈烈的困惑之后，褚村和褚村的孩子点燃了她新的希望，她全身心地投身到一群孩子的生活中。

为什么在课本教学之外，她有着即使在今天看起来仍是那么丰富的教育内容和新鲜的教育方式？如果将这样的问题放到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中来思考，就可发现她的心中有一个从教的理想。

自上世纪初的维新时代和辛亥革命兴起，中国教育从传统教育的格局中走了出来，在政治变革和社会重建的大潮中为新的社会架构的建立迈出了艰难的步伐。在不太长的半个世纪里，以清末的维新政治家的新学堂兴办为始，之后有蔡元培、黄炎培、马相伯、马君武、蒋梦麟等有志于中国教育变革的志士接力式努力，到陶行知的出现及其为中国教育作出献身式的贡献，使中国教育从近代迈向现代并初步建立了现代教育思想和理论体系。

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杰出代表，他的教育思想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平民教育，再延伸到生活教育和乡村教育，后又随着时局的变化和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提出国难教育、全面教育和民主教育，而核心是生活教育———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要用生活来教育，要为生活的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要求教师与学生“教、学、做合一”。他提出的培养总目标是育人，即培养儿童优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引导儿童对民族人类更高的自觉的爱，使他们长得更有力量，更能创造，有农人的手、科学的头、艺术的兴趣和改造社会的精神，以贡献于民族与人类，成为传统社会的改造者和现代社会的建设者。

在褚村爱上小学教育的郑季清，当她从直隶女师毕业回到老家扬州从事小学教学，民国政府提出的国语推广和汉语拼音推广，应该是那时师范生从教的基本能力。她知道桂林虽有官话，但还不能凭此走向全国，更不用说茶洞的土话；教两位年轻教师学普通话、在学校推广普通话是她的职业使命。

她真诚地在孩子们的心中撒下希望的种子，让他们多多感受新的社会新的生活，这样她的教育和教学就不单是一个寓教于乐的方法和风格的问题。晓庄与扬州仅隔一江，相信她定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乡村教育思想中吸取了营养，获得了启示。

为什么她非常愿意接受只有微薄待遇的褚村小学之邀？为什么她的挚友、同学周恩来和邓颖超安排她到北京工作而她反复思考最后放弃？一句“舍不得那些孩子”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她那样劳累，退休回桂林还拖着浮肿的双腿为居民扫盲班上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因为她看见了褚村的孩子们充满渴望的明亮的眼睛，褚村和花岭成了她愿为之付出大爱的地方，她确实做到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1962年初春，她默默地远去了。

郑季清在茶洞褚村的教育实验是带有前瞻性的，是真正的现代教育理念的实验。这是今天许多实验学校所不能比拟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现代教育思想所指出的现代教育发展趋向，有了郑季清这样的教育工作者而在延续。

当我们身处为两个百年梦想而奋斗的历史阶段，实在应该思考，如何在创新驱动时代为现代教育新趋向作出新的积极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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