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院中的陈望道

1936年3月18日，陈望道（后排右三）与广西师专部分教师合影。（资料图）

■徐俐文

抗战爆发前夕，桂系在广西打出“反蒋”“抗日”的旗号，标榜民主和自由，邀请各地名流学者赴桂，首府桂林一时文人荟萃，文教革新蔚然成风。位处桂林南郊雁山公园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即今广西师范大学）也因此得以聘来了一批知名学者，在这些教师中，就有《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本译者、语言学家陈望道。

这位来自浙江义乌的知名学者，原本名叫陈参一，自东瀛留学归国后，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示，才改名为“望道”。陈望道应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教务长陈此生的聘请，于1935年8月来到师专担任中文科主任，并开设文法学和修辞学课程。

红豆院和神仙鸡

师专校址所在的雁山公园，原是清代临桂乡绅唐岳(号子实)的别墅，民国成立后归公。园中不仅有山有水，还有参天的相思树。

为安排陈望道等教授的生活，师专兴建了房屋供他们居住。陈望道的住所旁有两株浓荫蔽日的相思树，每当秋风乍起，红豆散落之时，便有多情的男女来此觅取红豆以寄相思。

陈望道被触发雅兴，便将住所命名为“红豆院”。又因当年在那儿任教的教员多是单身独居，许多已婚的教员也未带家眷，于是大家又把这个院子称作“相思院”。那些并无名称的岩洞、清溪也都被命名为“相思洞”“相思溪”了。每当教务长陈此生的夫人盛此君前来探望大家时，总要笑着说她的到来扰乱了大家的相思。

傍晚时分，教员们便三三两两地在校园内外散步，师专附近常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叫卖荸荠，陈望道便送她一个雅号———“马蹄皇后”。

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教员们或是结伴进城，或是在家自己动手改善伙食。有一日，陈望道与盛此君、马哲民、胡尹默夫人等一道去赶集，买了两只肥大的母鸡回校。陈望道自告奋勇说，他来烧金华义乌家乡鸡给大家尝一尝。做法很古怪，先将鸡放在瓦盆内，加绍酒、葱、姜等佐料，然后把瓦盆的鸡放入炒菜的大铁锅里，不放水干烧，用布密封锅盖，使之不透气，然后用一百张报纸慢慢烧，报纸烧完，鸡也熟了。揭开盖子，只见鸡的全身已呈金黄色，香气扑鼻，大家筷子也来不及拿，用手你撕一块我扯一块，这鸡尝起来鲜嫩可口，美味异常，大家高兴得宛若一群快活的神仙！因此这鸡也被叫作“神仙鸡”。

“文白之争”

红豆院为各位教员的日常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趣。然而教学生活依然是分外紧张的，陈望道到校后不久就掀起了一场反对封建与文言的斗争。

1935年10月，陈望道作为新教员代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了一场题为《怎样负起文化运动的责任》的演讲，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天，他身着酱色长衫，以清亮的浙江口音谈语言现象中存在的封建思想，抨击日常生活中宣扬封建道德的现象。他举例说:“在男女关系方面，过去是很注重片面的道德的，无论什么事情，男子不对的也罢，总要归罪于女子，现在的女子虽然从闺房中解放了出来，但在日常生活里面，依旧把男女分开，在人们的头脑中都还明明有一个无形的很黑暗的闺房存在。如小飞燕、东渡兰(桂剧著名花旦)前几天演的《平贵回窑》这出戏，内容是说薛平贵出门十八年回来后，就先设法去试探在家守生寡的妻子是否贞节，如果有可疑的形迹，定要一刀两段地将她杀死，这种宣扬片面道德的东西，有许多人看了，还不住地叫好，我们试问，如果要讲贞操的话，是不是单单女子该讲贞操?”他还概括地指出:“我们应该怎样去反封建？就必须从像这类具体事务上去看去反，不要笼笼统统地观察，否则许多封建的东西，摆在我们的面前都不认识，还说什么反封建？”

此后不久，陈望道领导师生以《桂林日报》为阵地展开了一场“文白之争”，并在校刊《月牙》上出了一期“反文言专号”，引起了众多师生的参与。20世纪30年代初，文化教育界出现过一场“文言复兴”的逆流，陈望道曾为此发动大众讨论以击退复古思潮，来到桂林后，他抓住了省立桂林中学的一份名为《南熏》校刊的序言，展开了一场反文言斗争。

当时《南熏》刊载了桂林中学教师石孟涵用骈体文写的一篇《南熏序》，陈望道一眼看出了此文不仅思想十分迂腐，极力宣扬学生应循规蹈矩读死书，就连文字也有多处不通顺，便立即组织师生群起而攻之。该文作者为求辞藻华丽而不顾文意，剽窃南朝齐梁时期丘迟所作《与陈伯之书》中的名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针对这一要害，陈望道授意祝秀侠写了一篇文章，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妙法尖锐地指出:“先生之意，‘暮\’春三月；先生之文，江南‘草\’长；先生之句‘杂\’花生树；先生之词，群莺‘乱\’飞！”

接着，陈望道抓住“暮、草、杂、乱”四字，授意学生分别撰写短文批驳，使得石孟涵及其支持者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由于在当时，文言文被视作封建思想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一场“文白之争”实际上是反封建斗争的一种形式，不仅提升了白话文在桂林的地位，也推动了新思想的传播。

师专剧团

陈望道虽然不是戏剧家，却是话剧的倡导者，在他的积极倡导和教务长陈此生的大力支持下，师专师生组织成立了“广西师专剧团”，陈望道任团长，并与夏征农、杨潮组成三人小组，领导师专剧团先后举行了两次盛大的话剧公演。

1936年1月，剧团进行了第一次公演，剧目为田汉翻译的日本菊池宽的《父归》和欧阳予倩的早期作品《屏风后》，演出震动了全校，开启了桂林师生合演话剧的先河。

此后陈望道函邀有着丰富戏剧知识和导演经验的戏剧家沈西苓来师专教授戏剧理论课并指导话剧的排演。这年4月春假期间，剧团进行了第二次公演，剧目为苏联脱烈泰耶夫的《怒吼吧，中国!》和沙俄时代果戈理的《巡按》(今译《钦差大臣》)两个多幕剧。《桂林日报》整版刊登了师专剧团第二次公演特刊，并公布了全体演职员名单，陈望道的名字赫然挂在导演团上，另两位导演则是沈西苓与祝秀侠。

为纪念这年的五四青年节，师专在桂林王城第三高级中学礼堂进行售票公演，起初大家担心观众不习惯看外国戏，会出现退票和冷场，但实际演出时，观众掌声不断，笑声不绝。这两次公演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作为广西话剧运动的起点，起到了播种和开拓的作用。经过陈望道等人的开垦，话剧这一新兴剧种开始在广西的土地上成长起来。

1936年秋，师专被迫合并到广西大学内，组成文法学院，陈望道担任中文系主任。在广西大学任教期间，原师专留任的一批进步学者受到抑制。次年抗战全面爆发，陈望道便辞职回到了上海，先后任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重庆复旦大学教授，参加中共领导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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