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接千年桂林文脉 提升城市文化自信状元廊连通家国情怀

连通东巷和逍遥楼的状元廊如今成了拍结婚照吉祥宝地。昨天一早，趁市民游客还没“扎堆”，就有人来拍照讨个好兆头。记者李凯摄

坐落在榕湖畔的四状元群雕。记者李凯摄

■黄光圣

桂林有岭南“文化城”、“状元城”的美誉，也产生了许多佳话。

实施“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林文化的价值”，市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工作相关方面在完成首批历史文化标识———桂林抗战文化标识后，正在进行第二批文化标识———历史文化标识雕塑建设工作，并从众多历史人物中选取了14位（12处）作为雕塑创作题材。目前，清代桂林四状元群雕等3处雕像已实地安装完成，其余雕塑作品正在抓紧制作。文化桂林，亮出一张新“状元名片”。

“状元廊”自信一座城

新建成不久的清代桂林四状元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刘福姚群雕（长8米，高1.5米，厚1米），安置在今年新晋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桂林两江四湖·象山景区旁，古南门广场西南角，已经成为倍受市民游客喜爱的人文新地标。雕塑采用圆雕结合浮雕的形式，背景浮雕为桂林历史文化的场景元素，浮雕前摆放高低错落四状元，以不同姿势造型及各自的性格形象，表现他们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精神特征。

在桂林王城正阳门上，有清代嘉庆年间两广总督阮元为“连中三元”的陈继昌所立的“三元及第”石牌坊；东华门上的“状元及第”，则是1841年为新科状元龙启瑞所建；1900年，石牌坊被毁，重建的时候把陈继昌和后来的张建勋、龙启瑞4人的名字并列刻在了坊上。如今，这些石牌坊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桂林王城的各城门上，成为展现“岭南状元之乡”桂林辉煌科举历史的人文景观。

在东巷有条60多米的长廊“状元廊”，将东巷和逍遥楼连接起来，更连接了桂林一千多年的状元文化。从去年4月26日建成起，桂林历代的8名“状元”齐聚状元廊，向市民游客讲述桂林的状元文化。长廊将桂林状元的诗词以及生平向人们进行展示，其中有裴说的《闻砧(一作寄边衣)》，赵观文的《桂州新修尧舜祠祭器碑》，李珙的《绝句》，王世则的《九月初三登两江城观新月口占》，龙启瑞的《卜算子》，刘福姚的《浪淘沙》。

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大师沙里宁说过一句名言：“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你的人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桂林挖掘、传承、传播状元文化，不但有助于再现历史人文环境和见证桂林的过去与未来，而且有助于增强市民对桂林的认同感、归属感，提升城市文化自信，振奋城市精神，并打造城市文化旅游新名片。

江山代有才人出

华夏千年书香，历久弥馨润桂林。

中国的科举制度，自隋代大业元年到清末光绪三十一年，在历史上延续了近1300年。广西各朝代共有状元10名，桂林就占8名。桂林的8名状元中，有唐代的赵观文、裴说，有宋代的王世则、李珙（武状元），还有清代的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刘福姚。古代科举制度中，乡试、会试、殿试均名列第一的，称“三元及第”。中国历史上共出了13个“三元及第”，约每100年出一名，而桂林的一代文魁陈继昌也是科举“三元及第”最后一人。

唐昭宗亁宁二年（公元895年）赵观文进京师长安考试，得中状元，成为广西第一位状元。那时，岭南文化比中原落后，“南蛮”英俊一举压倒全国众多的才子，使京城轰动一时。唐朝诗人褚载定就写有《贺赵观文重试及第》诗：“一枝仙桂两回春。始觉文章可致身。已把色丝要上第，又将彩笔冠群伦。”

唐哀帝天祐三年（公元906年），裴说高中状元，后官至礼部员外郎。斐说考中状元后的第二年，叛臣废帝自立，结束唐朝290年的统治，斐说成了唐代的最后一个状元。惜遇上唐亡国之动乱，虽满腹才华，壮志未酬；作为晚唐大诗人，全唐诗收入其诗作51首。

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永福人王世则殿试“首魁第一”。王世则为人忠直，曾出使交趾，带回许多国外风土民情、地理资料。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28岁的李珙在开封（汴京）比武胜出，中状元。宋钦宗靖康二年，即1127年，在湘南抗击金兵时英勇牺牲，时年48岁，遗诗：“草间虽可活，丈夫誓不为。今为忠义死，做鬼亦杀贼。”

龙启瑞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多才多艺，既精研经义，精通音韵之学，又善古文辞，兼能书法，时有“名儒才子”之称，是清代广西诸状元中唯一名列于《清史稿》者。

桂林最后一位科举状元刘福姚，光绪十八年（1892年）金榜题名，但戊戌变法被废，毁了刘福姚等人的维新梦。他常说：为官可以无禄，不可无骨。其词章在清末文坛中颇负盛名，为临桂词派的主要作家之一。

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搜尽奇峰打草稿，广西科举“考桂林”。以山水甲天下驰名的桂林，钟灵毓秀，地灵人杰，江山代有才人出。

天下为怀的家国情

“臣闻食者，民之天也。而用以经之，武以卫之，蚕绩以辅之，凡以体之元光鸿化之。”1889年，光绪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中，有一篇由广西桂林举子张建勋所作的策论震撼了阅卷大臣。

张建勋这篇名为《民以食为天》的“殿试策”从治国安邦的高度去谈吃饭问题，认为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对当时沉闷的政治空气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当年张建勋高中状元。“民以食为天”的策论充满了民本思想，被有维新思想的光绪皇帝青睐是在情理之中。

踌躇满志的张建勋曾在黑龙江任职5年，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办起了各类中等学堂共达165处，在校学生最多时达到6900人；各类小学堂272所，在校学生最多时达9000多人，边塞黑龙江的学风为之大开。张建勋自己还经常掏钱资助家境贫困的学子，鼓动和提倡有钱人捐资助学，堪称黑龙江近代教育的开拓者。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出自三千年前的《诗经·大雅》，大意是说：周虽然是旧的邦国，而其生命在于革新。在封建科举时代，中举后的文人学士大多希望能在政坛上有一番作为。那些曾为祖国的兴亡、桑梓的兴旺，竞相折腰的桂林状元因为感念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主动走向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担当。他们的家国情怀宛若川流不息的漓江，流淌着民族的精神道统，滋润着这个城市的灵魂。状元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勤学自强、坚韧不拔、善于超越、敢为天下先的奋斗精神，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

一代文魁陈继昌的夫人也很有诗才，她在陈继昌“连中三元”之后,写了一首诗寄给他,诗里有“独秀高惊天极柱,一枝青出桂林村”的句子，可见得意之情。

今年高考即将放榜之际，热炒的各种“状元”现象也许还将继续。但在价值取向已经多元化，行行出状元的人工智能开启的大时代，得意人生其实已不仅仅在金榜题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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