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莲芬芳话源头——— 桂林廉政文化探幽

阳朔碧莲峰风光(资料图)

独秀峰西侧吴迈碑刻“卓然独 立 天 地间”

江头村爱莲祠

▲恭城周渭像

谢济世像 (资料图)

□陈宪忠张弘文/摄

桂林的山水蕴藏着廉政文化的寓意。青莲般“亭亭直上”的峰林孕育着廉政的精神，桂林大地处处都留有廉政官员的足迹。

桂林的历史也是一部廉政文化的教科书。一批批刚正不阿的官员忍辱负重、坚守信念、薪火相传，书写和弘扬了桂林廉政文化和廉政精神。

石峰之下，俱水汇不流，深者尺许，浅仅半尺。诸峰倒插于中，如出水青莲，亭亭直上。

——— 徐霞客《徐霞客游记·粤西游日记》

虞山与名相

桂林城北的漓江西岸，有一座秀丽的孤峰。据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从前舜帝南巡到过此山，并游览了山北麓的洞口水潭。后人为纪念圣君舜帝，便把这座孤峰称为虞山。唐玄宗时，出任桂州都督兼岭南按察使的张九龄，曾在虞山祭祀舜帝，惩治昏官。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的贤相、名相，原本是朝廷里正五品的中书舍人，他忠耿尽职，秉公守则，直言敢谏，选贤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趋炎附势，敢与邪恶势力作斗争，为唐朝的“开元之治”作出了积极贡献。被唐玄宗誉为“曲江风度”。他出任桂州，是贬谪下放。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夏，张九龄以洪州都督转任桂州都督兼岭南道按察使摄御史中丞。上任后曾临虞山谒舜庙，撰有《祭舜庙文》，推崇尧舜之道。

舜帝是中国上古时代的部落联盟首领。他受尧的“禅让”成为有虞氏首领，被后世尊为帝，列入“五帝”。二十四孝中的第一孝“孝感动天”指的就是舜帝的事迹。相传他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掘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脱。事后舜毫不嫉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舜在厉山耕种，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有处理政事的才干，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为诸侯。

张九龄效法“明德”的舜帝，为民造福的决心日月可鉴。张九龄一到桂林就微服私访，当他了解到一县官糊涂断案后，立刻下令，在九月十九日朝圣拜佛这天，官府各县衙都派人来桂州祭奠舜帝，不得有误！是日，张九龄遵照祭祀礼仪，带头施礼，大声念诵祭文，当他念到“不以荒服之外，不以黄服之尊、巡狩而来，殂落于此，勤之造，永结黎庶”时，不禁思潮奔涌，声音颤抖，众官员和百姓也一齐被感动得落下了泪水。这时张九龄指着那位糊涂县官数落道:“你身为一县之主，断不了一床被子的窃案；百姓受了旱灾，你不减赋税，还听不懂水车和车水的申诉，只知贪污受贿。你算什么父母官！我们今天祭舜，就要记住祖宗的遗训，革了你这无能贪官，快脱下乌纱帽，滚回家去罢！”张九龄借祭奠舜帝惩治污吏，在桂林播下了舜帝清明廉政的种子，可谓桂林廉政文化之源。

独秀峰与浩然正气

一大批著名的桂林官员都把自己的品格与独秀峰联系起来。独秀峰得名始于南朝刘宋著名诗人颜延之的诗句。南朝刘宋期间，当时任始安郡太守的颜延之（384-456年），字延年，是当时在文坛上与著名田园诗人谢灵运齐名的文学家，他“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的诗句只用10个字，就既写出了独秀峰的形，又写出了独秀峰的神，堪称形神兼备，完美体现了独秀峰挺拔的风姿和内在的人格力量，显然颜延之在借物抒发自己的感悟与抱负。可以说，颜延之是最先对独秀峰进行了开发。他公务之余，经常登览独秀峰，并在独秀峰东南麓的岩洞读书习文，成为有史记载的开发独秀峰山水文化的第一人，从而开启了桂林儒学之风。后人为了彰显他开创的文教之风，将他在独秀峰读书的岩洞命名为读书岩。颜延之写下了颂扬君子之风的《五君咏》和训诫子弟的《庭诰》。他颇有见地地论述了公私、德义、孝悌、情朋、赏罚、交友、酒德等许多方面，并以“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告诫后人。与《五君咏》和《庭诰》精神一致，颜延之为官清廉正直，甚至对自己的儿子都十分严厉。颜延之的长子颜竣辅佐宋孝武帝刘骏夺得帝位，成了皇帝的秘书，少年得志，不可一世。他外出讲排场，摆威风，每次都让仪仗队浩浩荡荡开路，威风凛凛。颜延之十分讨厌，料定其以后下场必定很惨，就很少与他来往，也从不接受他的资助和礼物，仍常年身穿粗陋的布衣，住在茅草房里，一如往昔，清贫地生活。他常对颜竣说：“我平生都不喜欢看见身居要职的重要人物，今天不幸的是让我看见了你！”后颜竣果然得罪了刘骏；于大明三年（459年）五月被刘骏收进大狱，先把他的脚打断，然后赐死。

独秀峰下最初并不是王城，而是“衙城”。独秀峰下的建城背景也颇有传奇色彩。唐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李渊见到从桂州进贡来的，刻有魏征撰文，欧阳询书写的《九成宫醴泉铭》碑帖的“瑞石”，上面布满黑白紫三色的祥纹，似乎呈现出“圣主大吉，子孙五千岁”的字样。便命令时任岭南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的李靖寻找其产自何处。李靖找到瑞石出自普陀山石林(现桂林七星公园内)，就在山上修建“庆林观”，上报皇上。皇上高兴之余，亲笔题写了观名。这一事件，为桂林的建城创造千载难逢的机遇。为了确保刚刚平定萧铣后建立的岭南政权——— 从始安郡改为桂州后建立的桂州总管府，于独秀峰东南，漓江西岸，修筑了桂州子城，中心在今解放路与正阳路交会处。后来又增修外城、夹城。这是见于文献的桂林最早的筑城记录。所筑之城，当时被称为“子城”，因为是官府衙署所在，故又称“衙城”。李靖之所以在此建立官府衙署，也许就与独秀峰的傲然神态有关。因为李靖就是一位被老百姓敬仰的能斩妖除魔的“令公”。

“安史之乱”（755—762年）期间，才华横溢的著名诗人戎昱飘泊至桂林，凄楚地住在独秀峰旁的一间客店里。一夜，忧郁感慨生不得志，大声吟道:“卜身知命贱，伤时舞剑频。”惊动了客店隔壁的桂州观察使李昌夔。李昌夔暗自惊奇，第二天，李昌夔便邀请他一起饮酒论文。戎昱对尊孔重教的李昌夔也十分敬仰。李昌夔在桂林独秀峰下颜延之当年“读书岩”前建“宣尼庙”“设东西庠以居胄子”。所谓庠，即古代的学校。这是在桂林所创办的第一所府学，也是广西的第一所官办学校。戎昱欣然接受李昌夔请他做幕宾，并自比为李府的独秀峰，从此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更有幸的是，李昌夔要将义女嫁与戎昱，戎昱立刻恭敬跪拜说：“我这独秀峰就要低头拜泰山了！”李昌夔说:“戎幕宾，听说你在潭州时，刺史崔要给你做媒，想把京兆尹李銮的女儿讲给你，这样攀龙附凤的高亲，你为何拒绝呢？”戎昱听了，愀然作色地说道:“大人，你还不晓得我自喻为独秀峰吗？独秀峰美，是因为它独立天地之间，峥峥青峰耸立。要是它是一座又圆又矮的土丘，谁还喜爱它呢？”

到了清代，陈继昌的夫人在丈夫连中三元后赋诗相赠：“独秀高惊天极柱，一枝青出镇林村。”陈继昌的母亲朱依英是靖江王府的第十六代后裔，对独秀峰的神韵一定心领神会，这种基因也会遗传在陈继昌的心灵里。在独秀精神的鼓舞下，陈继昌沿着曾祖父陈宏谋的足迹做官，官至江苏巡抚。他为官清廉，洁身自律。所到之处，弘扬教化，兴利除弊，兴修水利，奖励农桑，体恤民情，深得民心。每年三十夜晚，当官的都在屋里烧炮仗、敬财神喝起了。陈继昌却带领两个家人，挑起两担馒头到大街上送给穷苦人，一直送完才回家过年。

曾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军政治部少将主任兼军法处长的吴迈在独秀峰下留下过“卓然独立天地间”的誓言。抗战期间，他不断发表文章，谴责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片面抗战路线，这使蒋介石大为恼火。1936年吴经香港回乡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吴迈用他的一生印证了他“独秀”的品格。

民国时期我国著名的法学家，中国行政法的创始人白鹏飞，是一个13代世居桂林独秀峰王城根下的老桂林（家住今王城西华门附近太史巷）。他出任过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广西大学校长，抗战时期担任了国民政府中央监察院监察委员的职务，领上将军衔。民国时期，拥有上将军衔的桂林籍，只有李宗仁与白崇禧。白鹏飞在中国教育界，而且在法学界享有盛名，在百姓中素有“包公再世”、“白青天”、“铁面御史”等口碑称号。“皖南事变”后，在广西建设研究会上，白鹏飞拿出“上蒋介石书”，指责蒋介石“竟不顾外侮当前，国家的兴亡，大搞分裂，下令调转枪口向着抗日战斗最英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使抗日的主要力量受到严重损失，引起全国同胞无比愤恨。这破坏团结，大闹分裂，破坏抗日的罪行之首是蒋介石”。白鹏飞的“独秀”品质还表现为，他虽然有着上将军衔，但是他却多次拒绝了黄旭初要他加入国民党的请求。他对黄旭初说“若要以我加入国民党为条件，那我坚决不干！”白鹏飞后来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以至于到1948年，他的家人为了维持家计，不得不在宪五路（今六合路）摆地摊。

理学渊源与廉政家风

地处桂林市北郊32公里的灵川县青狮潭镇九屋圩附近的江头村是国务院公布的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明洪武元年，北宋著名哲学家、理学创始人周敦颐的后裔从湖南道县迁到这里居住，距今已有640多年的历史。江头村村民自古以耕稼课读为生，风俗淳朴。自清乾隆以后，江头村科举及第人数众多，出了举人31名，国子监生36名，会试贡士8名，进士8名，庶吉士13人。一家之中，有父子进士，父子庶吉士，父子翰林，四代四举人，五代当知县，三代庶吉士的。至今村中仍有“秀才街”、“举人巷”、“进士楼”，可见江头村做官的读书人密度之大。同时江头村全村有168人出仕，其中一品官4人、二品官4人、五品以上官员37人。江头子弟任职地方遍及大江南北，北到黑龙江、辽宁，南达广东、云南，东有江苏、山东，西至四川、西藏，中达河南、湖北，均为官清廉，享誉一方。从清代到民国，全村贤人志士有28人，其中有号称“神君”“循良第一”的周启运，饮冰茹檗的“廉官”周履谦，“桂林十大才子”、救命大夫周冠，刚正不阿、铁面无私的清官周启稷，“百里之才”的爱民之士周履泰，毁家纾困、“弃堂利民”的周允斋，出口成章的“神童”周绍刘，苦节贞操、教子成名的“诰命夫人”秦淑贤，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精忠报国的周瑞琦，医德高尚、妙手回春的“神医”周星伯，见义勇为、成仁取义的周春云等。因此，江头村被称为“才子村”和“清官村”。之所以如此，与其先人周敦颐（1017—1073年）的“爱莲”文化和以《周氏家训》为依归的家风家规有密切的关系。

《爱莲说》原文：

水路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宝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周敦颐的《爱莲说》名为写莲，实为写己。周敦颐为官30余年，曾任洪州分宁县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桂阳和南昌县令、合州判官、虔州通判、熙宁初知郴州，擢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等职。他勤于政事，清正廉洁，惩治腐败，兴建学校，促进了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所到之处，都很有实绩。他爱莲写莲，从严要求自己，洁身自爱，分毫不贪不取，表里如一，光明磊落。

周敦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大思想家、大哲学家，是“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他把儒家、道家和佛家的理论，三家合一，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流派。并以他的实际行动，成就了一代大儒的风范，他的人品和思想，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敬仰。由于周敦颐在哲学上的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他列为第三十六位世界文化名人。

周家后人谨遵周敦颐的教诲，“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以耕读课子弟，以“乱取一文断子绝孙”为信条，因而江头村清官辈出，被称为“中国百年清官第一村”。

《周氏家训》摘文：

出仕为宦，官清吏瘦；

摄职从政，报国务民。

任官存君，岂计身家；

誓执功令，才称圣人。

可见，家教家风在一个国家的廉政建设中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在桂林就有许多秉承良好家教造就高尚清官的例子。如陈宏谋、陈继昌祖孙，方崧卿、方信孺父子，蒋昇、蒋冕兄弟，等等。

包青天与桂林清官

在中国，一提到“清官”，就一定会想到黑脸包公——— 包拯。其实，桂林的清官也不亚于包拯，而且与其还有着不少的关系。

周渭是比包拯早60多年出现的执法如山、公正严明的贤臣，他的官声政绩连包拯也非常推崇并引为楷模。更为巧合的是，周渭的去世与包拯的诞辰都是999年。周渭，恭城路口村人，生于晚唐五代（922年），他家境贫寒，幼年父母双亡，在叔伯及邻居救济抚养下成人。他自学成才，考得进士，官至殿中侍御史，调任两浙东、西路转运使，入为盐铁判官等职，皇上还赐与紫金袍。其官声职位一点也不比包拯低。后因其侄子招兵买马，受到株连，被贬为彰信军节度副使。咸平二年(999年)，宋真宗拟再起用周渭。刚下诏书，周渭不幸病故，终年77岁。过世时，由于清正廉洁，家境清贫，几乎无法举丧，宋真宗特封为惠烈御史周王，赏钱十万予以举丧。这样一位廉政官员的官声政绩连包拯也非常推崇并引为前辈楷模。

唐介（1010—1069年），宋神宗宰相，字子方，兴安高尚人。其父唐拱，曾在福建漳州做官。唐介从小时就深明大义，德行高尚，幼时父亲唐拱卒于漳州任上，州人知其贫困，集资相助，他谢绝不取。后应试，中进士，自此深得朝廷器重，步步高升。他为官清正廉明，与同朝包拯一样刚正不阿。

因为仁宗答应宰相文彦博的请求，要授予国戚张尧佐以四使之官职，唐介和包拯、吴奎、张择行等人反对。唐介还揭露了文彦博在四川做官时给张皇后送灯笼锦，骗取皇后信用而当了宰相和现在又要给皇后哥哥授予四使之官职，以达到巴结后宫，巩固自己宰相权位的企图，并提出罢免文彦博职务的建议。宋仁宗为此大发雷霆，认为任命宰相是朝廷大政，怎能由皇后左右朝政。因此将唐介下贬到英州（今广东英德）。同时也罢免了文彦博的宰相职务。唐介因此名声大震，受到满朝文武官员和士大夫尊敬，称他是真御史。宋英宗当政时，升唐介为御史丞并委以友图客学士知太原府的重任。神宗继位后，又以他为三司使、拜参知政事（副宰相），与曾公亮、王安石共同执掌大政。第二年，因背患毒疮而死，归葬于家乡高尚大宜山。唐介患病期间，神宗前往探望；唐介死后神宗到场哭吊，被追赠为礼部尚书，赐谥号“质肃”，并入祀桂林五贤祠。这是作为大臣难得的特殊荣誉。

广西提刑李师中写挽诗赞美唐介：

去国一身轻似叶，

高名千古重如山；

并游英俊颜何厚，

未死奸谀骨已寒。

中国不仅有包拯“老包”，还有“小包”。这就是包拯去世后近400年后的桂林人包裕。包裕（1437～？），明代官吏，字好问。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士，历任抚州推官、监察御史、贵州巡按、云南按察副使、河南按察佥事等职。置身官场，却淡泊名利，“凡事务通民情”。在抚州时，郡无冤狱，时人称为“小包”。在云南时，督兵讨平叛乱，区划地方事宜，“遗利甚广，滇人赖之”。因不满官场腐败，以疾辞官归乡。在家乡，热心公益事业，捐钱出力，修整会仙岩，并撰有《重修广西省城碑记》、《桂林五贤祠记》、《永济桥记》、《重修怡云亭记》、《重修临桂县治记》等碑文。平日居家以诗酒自娱，闲暇时邀集地方官吏冯镐、陈崇德、管琪、周进隆等畅游题咏，在伏波山、月牙山、南溪山、虞山、华景洞等处有题诗、题记。其诗文多被收录于《三管英灵集》、《粤西诗载》、《粤西文载》中，著有《拙庵稿》。

沧桑人生和浪漫情怀

享有“铁面御史”之称的谢济世（1689—1755年）是全州县龙水镇桥渡村人。

谢济世从小聪明过人，12岁曾代父作《观风制艺》；20岁举秀才，当年秋乡试中解元；24岁殿试中进士；38岁时，考选为浙江道监察御使。著有《梅庄杂著》《大学注》《以学居案集》《史平》《纂言内外篇》《清史列传》等。

谢济世自幼就刚直不阿。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春，谢济世参加童子试，广西学政张豫章脱冠赤足高坐堂上，命考生跪着呈交试卷，当时17岁的谢济世认为这种做法不合理，拒绝跪呈，被学政赶出考场。谢济世回家向母亲请罪，他的母亲不仅没有责骂他，反而笑着说:“我儿有何罪？今日为了一个小小的秀才，便屈膝下跪，他日为了当官，岂不是要钻狗洞子认做门生义儿？忍辱求荣，全在一念之误。儿今日能如此，我无忧了。”后来谢济世在官场上一直铁骨铮铮，疾恶如仇，与其母的教导有方是分不开的。还有一次，他跟舅舅去“楚南第一名刹”——— 全州湘山寺拜佛。路上，舅舅提醒他:“科考快要到了，今天去寺院拜菩萨，你要多烧一些纸钱，好让菩萨保佑你！”谢济世说:“我不拜这样的菩萨！”舅舅一愣，问:“为啥？”谢济世说:“你给他钱他才保佑你，这样的菩萨，是贪财的菩萨，不值一拜！”

谢济世做官之后更是铁骨铮铮，疾恶如仇，为民请命，不畏权贵。他的灾难是从御史任上开始的。那是雍正四年（1726年）十一月，他上任不到十天，就上疏弹劾河南巡抚田文镜，险遭杀身之祸。这田文镜曾被雍正誉为“天下第一巡抚”，因此，雍正将奏章掷还，下令将谢济世革职，严刑讯问，一定要问出指使人是谁。据《清史稿》记载，主审谢济世的为刑部尚书励杜讷。励问谢谁是指使者？他答以“孔、孟”。问何故？答：“读孔孟书，当忠谏。见奸弗击，非忠也。”励杜讷一听，下令动用刑具。拷打太厉害时，谢受不了，就大呼康熙皇帝的庙号“圣祖”，弄得满朝大臣面面相觑，一听到康熙庙号，所有大臣均要下跪。谢一再呼叫，大臣一再下跪，弄得场面十分滑稽。主审官只好如实奏告雍正，说他是“狂生”，想当“忠臣”，满嘴称孔孟不休，就是不说受谁指使，拟斩。但雍正并未把谢济世斩首，只是发配阿尔泰军前。由于他的才气，充军初期受到优待，他在军营“讲学著书不稍辍”。

谢济世一生四次被诬陷，三次坐牢，三次丢官，一次陪斩，一次9年充军流放，历尽坎坷。但是他著书立学、吟诗泼墨、浇花种草、情趣盎然，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的一副对联成为后人领会他无悔人生的箴言：“染指皆因晨弄墨，折腰皆因晚浇花。”

像谢济世那样以廉为乐的官员还有很多。如阳朔人曹邺（约816—875年)，他既是曾担任祠部郎中等官职的清官，又是晚唐时的著名诗人。他在唐代大中四年（850年）考中进士，是桂东北地区考中进士科名的第一人，他为官秉性刚直，疾恶如仇，不避权贵，对于贪官污吏，从不吝惜刀笔。晚年辞官回乡，过着“扫叶煎茶摘叶书”的生活。他写的《官仓鼠》极具辛辣味：

官仓老鼠大如斗，

见人开仓亦不走。

健儿无粮百姓饥，

谁遣朝朝入君口？

还有永福人王世则，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残疾人状元。他不仅身残志坚，而且借喻残疾之身，表达廉政之志。在将近1300年的科举史上王世则是唯一的连科状元。宋太宗非常高兴，给王世则加官进爵，授予“文明殿学士”。升为三品朝官，命王世则主持科考，选拔人才。当时风气不正，有人为了巴结主考官，托情行贿，王世则一概回绝，他紧闭府门，在门前倒挂了一根弯竹拐杖，两旁又书一副对联：

公本分明，拐脚却非私念；

杖从节起，直木乃用尺量。

李师中作为广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也必然是铁面无私的，但是，在他4年的治桂履职中却把主要精力放在修灵渠、劝农事、抚边民等民生大计之上。伏波山的蒙亭落成时，李师中应邀撰写了一篇《蒙亭记》，文中道出了他“同民之乐，而无醉饱之心”的心声。正是这样崇高的思想境界，促使他勤政为民，留下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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