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贵港人的出行与玩乐

风流岭汉墓出土的铜马。贵港市汉墓出土的附鼓佣红陶船。罗泊湾汉墓出土铜盆上的游泳图案。文/图本报记者 张智荣

贵港古人如何出行

要想富，先修路。从古至今，交通的状况都直接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从出土文物看，古代贵港人出行，交通工具主要有船和牛车、马车。

先来看船。

西江流量充沛，支流众多，生活在这里的越人，自古以来就以“善于造舟”闻名于世。秦统一岭南后，贵港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更快的发展，与邻近地区的物资交流和贸易日益频繁，航运兴盛，促使造船业获得飞快发展。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指出，古籍记载，人类发明舟楫，最初是“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易经·系辞》）“刳木”而成之“舟”俗称“独木舟”。《越绝书》又说“方舟设泭，乘桴济河”，泭、桴都是指筏。船的原始形式是独木舟和竹筏。

1964年，在贵港郁江岸边发现一只独木舟，长4.7米，宽0.7米，内槽长3.9米，槽宽0.5米，深0.4米。底面平直，尾部稍上翘，头部左侧留出一小块方形耳，作停泊时系绳用。整体做工粗糙，表面所留斧凿痕迹斑驳可见。蒋廷瑜介绍，原始人类制造独木舟，除了用粗笨的石器进行砍、劈、挖、凿之外，还要借助于火烧。他们把大树砍倒，截取其中的一段，将需要刳去的部分留出，周围敷上湿泥，用火烧烤。然后用石器将烧焦的部分挖去，再用火烧，烧了又挖。这样反反复复，在火与石的轮番作用之下，造出浑然一体的独木舟来。珠江流域自此以后一直盛行独木舟。宋淳熙年间（1174至1189年）在广西任桂林府学教授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载了广西12世纪的“刳木舟”，书中说：“广西江行小舟，皆刳木为之，有面阔六七尺者，虽全成无罅，免繻袽之劳、钉灰之费，然质厚迟钝，忽遇大风浪则不能翔，多至沉溺，要不若板船，虽善，不能为也。”

除了独木舟，在贵港出土的文物上，还展示着许多其他船只。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大小铜鼓2面。小铜鼓胸部有船纹4组，船的形制简单，侧面看去，两头高翘，很像现在的竹筏，每只船上只坐2人，都是裸体平坐，双手划桨。大铜鼓有船纹6组，船身狭长，船中有12道横梁，船身两端首尾高翘，均有羽毛装饰，每只船上各有6人，这些人头戴羽冠，但赤身裸体，前后坐成一行，最前1人双手执羽仪，似是指挥，后4人作同样的划桨动作，最后一人无冠，搬着一条长桨，穿过船底，似为舵。船头下方有菱形带尾物，似为船锚，船尾舵后有一昂首海龟。有学者认为，这些船纹所反映的船是双身船，就是舫。

2011年，为配合南广高速铁路建设，广西考古所和贵港博物馆工作人员在贵港城区梁坤垌发掘一座汉代土坑墓，出土文物有“附鼓俑红陶船”。这艘陶船全长64.8厘米、中部宽19.4厘米、高23.9厘米，是广西出土的最大陶船。船上有大小陶俑15个，船头8人划桨，4人擂鼓，船舱里还有2人，似在歌舞吟诵。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熊昭明介绍，这件陶船应属东汉晚期，从船体结构看，是一艘大型内河航船。广西师范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研究生导师黄启善介绍，贵港市通过西江黄金水道可直通粤港澳，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内河港口之一，此次出土的陶船是参照当时的大型运输船制造的，这对了解东汉的船舶及航运状况有重要意义。此外，此船为方形陶制品，船内还有隔板，物件多结构复杂，制作难度极高，对研究当时的陶艺技术也有重要价值。

说到车，除了牛车，还有马车。20世纪80年代，在城区石羊塘的风流岭出土了一件西汉时期的马车。其中，拉车的大铜马是目前在广西区内发现的体型最高大的铜马，通高115.5厘米，是一匹雄马，分头、耳、身躯、四肢、尾巴等九段铸造装配而成，体态匀称，逼真传神。驾车的是一位老者，头戴高冠，身着长袍，袍外套披肩，一副戎装。但这位老者的面型不像南方人，高鼻、深目，有可能是北方来的“胡人”。

贵港古人玩什么

在2200多年的悠长历史中，贵港地区汉越文化不断交融，贵港古人在繁忙的生产之外，还用体育、音乐和舞蹈丰富自己的生活，他们玩起来，一点不比现代人差。

首先看体育活动。在贵港历史上，体育一直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1976年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西汉漆绘铜盆上有四组画面，持矛比武，或徒手搏兽，体现出秦汉时期贵港地区丰富的体育文化气息。而在贵港出土的国宝级文物翔鹭纹铜鼓中，一组龙舟竞渡的图画，生动地向我们说明了2000多年前龙舟赛就在贵港发展起来。从民国到新中国，龙舟赛等民间体育赛事持续不断。1988年广西全区龙舟赛、1990年全国第五届“屈原杯”龙舟赛和全国少数民族龙舟调演赛、1998年广西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龙舟赛均在贵港市举行。

贵港人闲暇之际还玩棋。罗泊湾汉墓出土有文物六博盘。六博，又作陆博，是古代民间一种掷彩行棋的博戏类游戏，因使用六根博箸而称为六博，以吃子为胜。鲍宏《博经》载：用十二棋，六棋白，六棋黑，所掷头，谓之琼。每人六棋，局分十二道，中间横一空间为水，放鱼两枚。博时先掷彩，后行棋。棋到水处则食鱼，食一鱼得二筹。据文献记载，六博是古代中原地区盛行的一种娱乐活动，也称为博戏，六博盘从贵港汉墓中出土，说明中原的体育文化已经传到了贵港地区。六博盘的出现最迟不会晚于商代，自战国以来就十分流行。《战国策》中讲到齐国都城临淄的殷富时，举例说“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六博鞠者”。在《楚辞》中也有关于六博的内容。到了汉代，六博更为盛行。从文献记载看，汉代皇帝，文帝、景帝都玩六博。截至目前，广西发现六博文物的地方共两处，一处为贵港的罗泊湾墓，出土了木制的六博棋具，另一处就是西林铜鼓墓出土的四个铜俑的六博具，它们均为汉墓所出，说明广西真正流行六博的年代，大概是与中原地区差不多的。

再看音乐方面。罗泊湾一号汉墓随葬有大量乐器，其中大部分是当地民族乐器，殉葬的乐舞伎也是当地民族。这说明，墓主人家中拥有一支由越人组成的乐队。器物坑中的乐器包括两件铜鼓、一件铜锣、一件羊角钮钟、两件筒形钟、一件木腔革鼓，殉葬者身边还有一件竹笛。越人能歌善舞，由来已久，桂林郡府设在越人聚居的腹地，中原士人既从越俗，又与越人通婚，郡守、郡尉之家引进越人，为之奏越乐、舞越舞，是很自然的。此外，罗泊湾一号墓随葬的乐器中还有一件木腔革鼓，《从器志》称之为“大画鼓”，其形制与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的木腔革鼓相同，是典型的中原乐器。还有一件木筑，筑是中原内地的传统乐器。这是在音乐领域，汉越交流融合的一个标志。

其中，出土的人面羊角钮铜钟，铜质红亮如新，为合模铸成。最为特别的是鼓部正面铸有浮雕式的人面纹：人面呈桃子形，脸庞轮廓及眼、鼻、口突起，清晰显现；头顶一对倒八字形外撇的弯角，形若羊角；人面的两眼平视、双唇闭合，神态威严肃穆。羊角钮钟流行于战国至西汉时期，是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青铜打击乐器。已发现的羊角钮钟大多为素面，在贵港发现的以人面纹作装饰的羊角钮钟，是迄今仅见的两例珍贵实物之一。

实测数据表明，罗泊湾人面纹羊角钮钟的音律性能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敲击鼓部正中与右侧部位，可发两个不同频率的基音，音高、律制与同墓共出的“布”字铭钮钟、锣、铜鼓完全相同，可与这些乐器合奏本地特有的音乐旋律，广泛用于各种祭祀活动。

贵港古人还喜欢舞蹈。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一面铜鼓，其腰部的舞蹈纹饰最具代表性。舞蹈者头带插有鸟毛的羽帽，身穿以羽毛为饰的舞裙，裙前幅略过膝，后幅则拖曳于地，似化妆成鹭鸟之形。图案中，舞人上空有一飞翔的鹭鸟，比照鹭鸟的用意很清楚。岭南越人所跳的“鹭舞”与中原内地流行的古典歌舞有一定联系。早在商周时期，中原统治者已用鹭鸟这一形象作诗歌、音乐、舞蹈的题材。《诗经》中《有秘》《振鹭》等篇章都有以鼓乐伴奏“鹭舞”的生动描写。《禽经》中有“鸿仪鹭序”的说法。张华注曰：“鹭，白鹭也，小不逾大，飞有次序，百官缙绅之象。”这表明，越人的舞蹈也受到了中原汉族古典舞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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