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日葵：努力顺应时代潮流

本报记者 赵 超

黄日葵，第一个广西籍中国共产党员，曾被史学专家赞誉为“广西共产主义启明星”。

7月盛夏，记者来到桂平西山，只见苍松翠柏间，矗立着高大的黄日葵雕像。烈士发型时髦，打着领结，穿着西装，左手握着一本书，俊朗的脸庞上，双眸透过眼镜直视远方。

这样的形象，即便是在今天，也是时尚的。

桂平市史志办原主任梁雄说：“黄日葵出身教师家庭，受过良好教育，他对时代的感知比许多人都敏锐。”

黄日葵出生于广西桂平县城厢镇五甲街一户书香世家，自小聪颖勤奋，1916年10月于县立中学毕业后自费赴日本留学。当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对比苦难的祖国，黄日葵深深感到：中国要走出困境，就得对国家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造。

“彻底改造国家”，就是当时的时代潮流。从梁启超提出“少年中国”，到孙中山喊出“振兴中华”，再到李大钊呼吁“为中华民族更生再造而奋斗”……那时，但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为国家的苦难而感到不安，无不想尽办法为改变国家的命运而努力。

这种潮流，就是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

1918年，因反对中日签订二十一条，黄日葵愤而罢课回国；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就读，直接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教育和影响。出于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忧虑，他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这种选择，是顺应时代潮流的结果，也是黄日葵走向革命道路的起点。

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他很快变成共产主义斗士，为推动社会变革而努力奋斗。

以下是黄日葵一生革命走过的历程：

1919年，他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

1920年3月，他与邓中夏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参加国共合作，负责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青年工作；

1925年，参加北京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三次大规模群众爱国斗争；

1926年1月，参与领导广东及全国青年运动。

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宣传委员；

1929年，在日本东京发起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活动，不幸被捕。因在狱中备受折磨，返国后于次年病逝于上海，年仅32岁。

从这些历程可以看出，他所进行的每一次努力和斗争，要么与组织壮大相切合，要么与社会热点相呼应，要么与重大事变相关联，总是与人们眼中最紧要、最关切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什么是顺应时代潮流？从不偏移历史走向，从不回避社会矛盾，从不脱离群众期盼，就是顺应时代潮流。

顺应时代潮流虽然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往往存在针锋相对的斗争，面临你生我死的矛盾。从不怕流血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创造一个新的中国是“一个在母腹中躁动的胎儿”，硬是在不屈的斗争中，自觉承担起了这一历史使命，不但建立了一个新中国，而且建设了一个新中国。

有一处细节，尤其令人感动：黄日葵从日本出狱回国后，仍然怀着美好的期盼和对未来的憧憬，在上海抱病翻译了《俄国文学史》一书，为国家和人民贡献了自己最后一分心血。

“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了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让我们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再次将“我们的工作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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