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兄妹共尝甘苦 东月

东月/文 崔兵/图

我青少年时代居住在曹家巷三街坊。这个街坊有两幢楼房，虽然从西南面向曹家巷，但从西北距离张家巷更近一些；东南方与工人村和曹家巷二街坊毗邻，而东北方则面向绿色的田野和乡村阡陌小道。上世纪80年代，我家搬到离三街坊不远的马鞍北路小区，三街坊则依然挺立在现今的马鞍西路边上。曹家巷一二街坊改造工程顺利启动，崭新的电梯公寓群落已经拔地而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三街坊与工人村的改造也会进行。每当我路过三街坊2栋，看到曾经居住过的二楼屋子的窗户和阳台，就不由得想起母亲带领我们四兄妹度过的日子。

楼前房后的蔬菜地

母亲颇能吃苦。上世纪50年代中期，她本来可以当家庭妇女，但为了体现妇女解放，也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她决心参加工作。母亲先是在升平街中心小学工作，两年后转到四川省建筑第三公司机关收发室工作，“文革”前夕改到曹家巷河对面的狮马路机关幼儿园上班。当时没有太升桥，要绕道红星路上的一号桥（今名红星桥），来回皆走路且路程较长。侍候小孩子吃喝拉撒的工作琐碎，上班走路也很辛苦，但她从来不叫苦。

新中国初创时期，特别是1959至1961年的经济困难时期，没有足够的粮食蔬菜和其他生活资源，母亲和全国绝大多数普通家庭的主妇一样，常常为生计发愁，她习以为常的话有：建娃子要交学费了；这个月的钱用光了，要去借点钱才行；要给妹妹做身新衣服了；要给保姆李妈妈开工资了；切掉了虫眼和轧伤的梨子、苹果便宜；又要给老家寄点钱了……这些话都与钱有关，可见当时家庭经济困难，收支难以平衡。母亲想方设法节衣缩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尽量做到量入为出，非特殊事情发生不向人借钱。

母亲不忍心看到子女挨饿，总是想法增加吃食。她利用业余时间和保姆到附近的田野里采集野菜，还在自家二楼的阳台养上四五只鸡鸭——因为饲料欠缺不能养太多。她和三街坊的居民们不约而同地发现，楼房前后竟然有许多空地。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村，对农活并不陌生，纷纷在空地上开荒种菜。母亲带领大点的子女开辟了一小块菜地，她虽然不是出身农家，但却努力学习和实践蔬菜种植技术。我和妹妹放学回家，就抽空到“自留地”帮助母亲干活。菜地的颜色随着季节更替：黄色的南瓜花、白色的辣椒花，嫩绿的菠菜、紫色的茄子、遍布白粉的冬瓜，还有不请自来的蜂蜜、蜻蜓、青蛙、蚯蚓……从地里不时收获清新鲜嫩的豇豆、丝瓜、萝卜、莴笋，还有偶尔宰杀的家禽，填补了我们的辘辘饥肠，补充了发育急需的营养。

一双巧手织衣做鞋

母亲手很巧。我们小时候穿的布鞋大都是母亲做的。她将我们穿烂了的衣裤剪开，叠为几层，放在干竹笋壳上，用糨糊粘起来，晒干成为布壳，裁剪为鞋面。鞋底则用白色的粗布，按照每个子女的足底尺寸剪裁好，叠为若干层。然后用锥子扎眼，大钢针引麻绳缝制，谓之“纳鞋底”。纳鞋底很辛苦，一不小心锥子或针会将手扎出血，麻绳也会勒破手掌。母亲纳的鞋底针脚匀称，松紧适度，与鞋面结合，做的鞋子穿起来很合脚。

母亲会打毛线，用羊毛线或膨体纱织衣裤帽袜。帮助母亲从毛衣毛裤拆线是我和妹妹们经常做的功课。母亲将凳子翻过来四脚朝天，然后叫一个人拆线，一个人向四个凳子脚绕线，不一会儿就形成一个毛线圈。家里还备有一些新毛线和膨体纱，还有大量长短粗细不一的竹棍，俗称毛线签子。母亲会将毛线新旧搭配，为每个子女织衣裤。当我们冬天穿着毛衣毛裤上学时，真是身上暖和心里更暖和啊！我的知青岁月时也曾穿着母亲织的毛衣，深深体会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亲情。

母亲还会制作泡菜。听老人们说，制作泡菜是择人的。有的人手笨，做的泡菜总是生花生霉。母亲做的泡菜却色泽鲜亮，味道纯正，香脆可口。她做泡菜时，先备好洁净的泡菜坛。泡菜坛的形状两头小、中间大、坛口外有坛沿，为一圈水槽，在水槽里加水再扣上坛盖，可以隔绝外界空气。将冷开水放入坛中，再放入适量食盐、生姜、花椒，然后放入萝卜、青菜、莲白等蔬菜。母亲说，为避免生花，放一点白酒是很重要的。在困难时期，能吃到妈妈做的泡菜真是十分惬意的享受啊。

母亲也有伤心时候

母亲也有伤心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惹她生气的两件事情。一次是我看上了一个喜爱的玩具，母亲没有余钱满足我的要求，我就满地打滚耍赖，母亲气得落泪并训斥了我。一次是我与邻居家同龄人打架，我用一块石头将对方的头打破，冒出了鲜血。小伙伴的妈妈领着他来我家告状。母亲见状十分难过，向对方道歉并赔偿医药费。

“文革”中，父亲在旺苍县中央造币厂建筑工地，被打为“走资派”劳动改造。母亲一个人在成都带着四个子女，终日忧心忡忡，眼含悲泪。为了替母分忧，我带领三个妹妹生活，管理一周的菜钱，还学会了烧蜂窝煤炉子，炒菜做饭。一天，母亲让我去看望父亲，要我转告父亲认真改造思想，争取早日解放。她不明白父亲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犯错误，脸上写满无奈。我背上换洗衣物和带给父亲的生活用品，乘坐闷罐火车北上。经过长途跋涉，风尘仆仆来到工地，见到了灰溜溜接受改造的父亲。母亲的叮嘱给了父亲生活的勇气。不久，父亲终于得到解放，我们全家人扫除了压抑许久的阴霾，母亲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1971年下半年，政府鼓励中学生到云南支边。我当时热血沸腾，满怀豪情，盼望到祖国边陲守卫南大门，当兵种橡胶，私心也是想远游千里，开阔眼界。母亲知道我的想法后，舍不得独子远走，将户口本藏了起来。我决心已定，背着母亲盗出户口，办好了一切手续。一天，学校的支边宣传队，敲锣打鼓来到我家送录取通知书。母亲得知后大惊失色，泪流满面，卧床不起，茶饭不思。我从来没有见到母亲为爱子远行如此哀痛，终于动摇了决心，答应不去云南。

支边能躲，下乡难免。我于1972年2月到江油重华公社当了知青。为了让我能生活得好一些，母亲每月给我5元生活补助。当年的5元钱，足以让我比生产队的农民生活好许多，每次赶场可以炒一盘回锅肉，来碗白米饭。人生际遇，难以预料。我没有去云南支边，就去了江油当农民，然后当了工农兵大学生，然后就成就了现在的我。

街坊邻里情深意切

母亲对我们兄妹基本上采取山坡放羊的散养方式。她初中学历，比父亲高，但文化程度并不高，因此不能辅导我们几兄妹的学习。她从不要求门门课拿五分，但教育我们要做好人，行善事。我成人后奉行孔夫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做人方针，估计就是从母亲那儿启蒙的。邻居、同学在我家里的活动，规矩很少，小伙伴们可以随便费随便耍，打游击，藏猫猫，自便。直到孙子辈都是这样的，家里的沙发随便蹦跶，磨损自然加快。母亲从来不为此责骂我们。因而，我们幼时的物质生活虽紧张、艰辛，但精神生活又是自由的、欢畅的。我们几兄妹关系从小就很融洽，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这与母亲的言传身教有很大的关系。正如有句名言所说：“母爱像春天的暖风，吹拂着你的心……”

母亲与亲戚、邻里都友好相处，很少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当老家的穷亲戚来到成都，母亲总是设法招待他们吃点好的，临行时帮助买张车票。轮到我家做小区公共卫生的时候，母亲从不缺席推诿。当邻里之间产生矛盾时，总是尽力调解，并且不去参与一方激化矛盾。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三街坊的居民陆续搬离，老邻居们一旦与母亲见面，仍然是那么情深意切，离别时互道珍重。

改革开放至今，全家人的生活日益好转，不再为生活困难发愁，不再为政治运动担忧。我们四兄妹先后成家立业，各自有了小孩，小孩又长成了大人，然后又有了自己的小孩。母亲已经83岁了，虽逐渐老迈，却与父亲相依相伴，白头到老，现在已经是四世同堂，其乐融融。母亲的晚年无疑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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