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戈”与“成都”之由来

灌县上游岷江。

吕不韦戈，1987年9月出土于四川青川县白水区，国家一级文物。戈内部两面的铭文，共23字。正面为刻铭：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金东工守文居戈三成都；背面铸文：蜀东工。

□林赶秋

偶然的一次萍水相逢，竟会改变整盘人生的轨迹，乃至两个国家的历史进程。

公元前387年，开明王朝某一世蜀王在其领地北端的山谷中打猎，不期而遇他的敌手秦惠王。秦惠王送给蜀王一竹箱金子，蜀王也回赠了一些珍宝器物。回到秦国，这些宝物变成了泥土，惠王非常气愤。群臣却向他道贺，说：“这是上天赐给秦国的礼物啊，大王将得到蜀国的土地！”秦王转怒为喜。他准备攻下蜀国，但是蜀地向来不与秦塞通人烟，一时竟找不到入蜀之路。不过他知道蜀人尚五，又崇拜大石，便令人制作了五头大石牛，每天早上在牛屁股后边放一块金子，对外宣称石牛会屙金屎，称作“牛便金”，并专门派上百人来供养这些石牛。蜀王听说后，兴奋极了，很想据为己有，便派使者到秦国。这正中秦国的下怀，惠王爽快地答应了蜀王的请求。蜀王派五丁去迎接石牛，回到成都后，牛却不拉金子。蜀王大怒，又令五丁将石牛原路送还给秦国，并嘲笑秦人是“东方放牛娃”。殊不知，五丁来回拖运石牛，已拖出了一条秦蜀通道，后称“石牛道”，又叫“金牛道”。秦王奸计得逞，暗自得意，对蜀人的嘲讽只是抱以浅浅一笑，说：“我们虽然是放牛的，但一定会得到蜀的土地。”

壹

蜀地平定

司马错顺势攻取巴国

几十年后，好色张狂的蜀王愈来愈昏庸腐败，不啻如此，他还与紧邻的兄弟国家巴国失和开火。巴蜀攻战之时，正是他人得益之机，公元前316年的秋天，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便率大军从石牛道伐蜀：先从古南郑（汉中）经勉县西南烈金坝，旋即又入宁强东北的五丁峡（又称“金牛峡”），然后再经七盘关、龙门阁和明月峡的古栈道抵达葭萌。

情急之下，分兵乏术。开明十二世只好亲自率部从成都赶到葭萌，以期挡退秦军，结果惨败。开明十二世逃到武阳（今四川彭山东北），被秦军追上击毙。蜀王的相国、太傅以及太子等一干人马退至逢乡，在白鹿山（今四川彭州市北白鹿乡）全军覆没。秦军长驱直入，乘胜追击，经剑门关、柳池驿、武连驿、梓潼送险亭、五妇冢山（又称“五妇岭”）、石牛铺，一举夺下成都。同年冬十月，蜀地平定，司马错等顺势攻取了巴国，史称“秦并巴蜀”。此举不仅支持了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也为西南广大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统治创造了条件。

贰

通国为蜀侯

张若为首任蜀郡郡守

公元前314年，秦惠王封其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国，又设置巴、蜀二郡，任命张若为第一代蜀郡郡守。为了维持战果、稳定局面，秦国移民一万余户至蜀地。从此，蜀地结束了相对封闭的自我发展时期，成都翻开了新的篇章。

秦惠王二十七年，即公元前311年，张仪协助郡守张若，修建成都城。城周长12里，相当于今天的4.9418千米，城墙高7丈，相当于今天的17.1米，史称“秦大城”，为蜀侯、蜀相、蜀守的治所。但有资料显示，后来的汉代长安城、唐代西京宫城均高三丈五尺，东京宫城高不过四丈八尺，成都罗城砖墙仅高二丈六尺，相形之下，秦大城显然高得有点离谱了，史书记载的数据保不齐是错误的。

与秦大城同时修筑的还有郫城（位于今郫都区）、临邛城（位于今邛崃市）。三城在东西二百里间，大体成为“品”字形，有鼎足之势，可互为犄角，以镇慑成都西、南两面古蜀王数次建都所在地区，即今郫都区、温江区、双流区、邛崃市、都江堰市及成都市中兴场一带。蜀国虽已灭亡，又有秦民移入，但蜀人仍大量存在，拥有武力者依旧不少，所以筑三城屯兵加以镇慑，就显得势所必然、理所当然了。

张若在城内大肆修建官衙府舍，设立了管理盐、铁、市场的机构和主管官员，修整了居民区，规范了市井街坊，使成都的城市格局与秦国都城咸阳（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两样。

叁

吕不韦戈

“成都”为地名的最早记录

那“成都”这个城市名称又是何时出现的呢？

在《庄子》《尸子》《吕氏春秋》等传世的战国文献之中，“成都”二字就已一再露面，但都是“成为都市”的意思，并不特指成都这个地方。

“成都”作为地名，则较早见于二十世纪考古发掘的战国文献之中或战国文物之上。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内出土的竹简本《南郡守腾文书》中提及了两次“成都”，该文书作于公元前227年，说明在此之前，成都作为地名就已为众所知。1985年在四川雅安荥经县发现的战国晚期船棺葬一号墓内出土了一件铜矛，其上有“成都”二字铭文，我们在前面已有详细介绍，但无法确定它的具体年份。1987年在广元市青川县白水区出土了一件战国铜戈，上有“九年相邦吕不韦造……成都”等铭文，因此被称为“吕不韦戈”。其准确年代为公元前238年，是目前“成都”作为地名最早的文字记录。

成都博物馆的简介称：吕不韦戈全长26.5厘米，内部两面都有铭文，一共23个字。跟“成都矛”一样，也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补充介绍一下吕不韦这个历史人物，他是战国末期著名的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公元前249年，被秦庄襄王任命为相国，即戈上称的“相邦”。其门下有食客3000人，僮仆上万。百科全书似的《吕氏春秋》就是他主编的，完成于公元前239年，比吕不韦戈刚好早了一年。换而言之，《吕氏春秋》成书的第二年，吕不韦监造了这把戈——秦国兼并巴蜀、驻军成都的“铜证”。

成都平原的大象与夔牛

都江堰建成之后，成都平原上的农民种植稻谷不必设车戽水，自有堰水源源而来。诸葛亮《隆中对》所谓“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是都江堰之水灌溉出来的。“沃者，溉灌也。言其土地皆有灌溉之利，故云沃野。”（颜师古语）这沃野二字，正是对成都平原最恰切的赞誉。

那建堰之前，人们又用什么名字来指称这广袤的平原呢？

百谷自生冬夏播琴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这段乐园式的生动描述，出自《山海经·海内经》。另一版本写“都广”为“广都”。新都状元杨升庵认为：“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另一位新都籍学者袁珂也称：“衡以地望，庶几近之。”如此说来，“都广之野”或“广都之野”就是成都平原在先秦的代称了。这时候，还没有“成都”这个地名，但已经有了城池，有了农业栽培，各种各样的谷物自然生长，无论冬季夏天，皆可以播种。其中菽、稻、黍、稷这些主食的颗粒尤其饱满而味美，被称为膏菽、膏稻、膏黍、膏稷，均冠一膏字，“言味好皆滑如膏”（郭璞语。膏者脂也，即猪油）。

而都江堰之水其实就是岷江之水，水下有些什么特别引人瞩目的物产呢？这些物产又有何用途？《山海经·中山经》给出了局部的答案：“其中多良龟，多鼍。”以良形容龟，可见其品种之优良、品质之超群。在古人眼中，龟是通神之物。其甲常被选来作为卜甲，先钻凿，烧灼，然后根据另一面的裂纹卜问吉凶。中原王朝一般选择龟的腹甲，多在其上刻字记录，今称“甲骨文”。而古蜀之金沙遗址发现的卜甲多为背甲，且没有文字。鼍亦称鼍龙、土龙、猪婆龙、母猪龙，实即爬行纲鼍科之扬子鳄。据说鼍之鸣声如鼓声嘭嘭，或许这就是古人要用其皮来张鼓的主要原因吧。这种鼓，《诗经》称为“鼍鼓”。

岷山夔牛重数千斤

浪态迤迤的岷江岸边则为连绵起伏的岷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其木多梅、棠，其兽多犀、象，多夔牛，其鸟多翰、鷩”（《山海经·中山经》）。这个“金”是金属矿物的统称，包括金矿、银矿、铜矿、铁矿、铅矿、锡矿等等。所谓“白珉”，只是“玉”的一种。金沙遗址出土的玉料呈色丰富多彩，大多就来自岷山山区，另有部分可能取自附近河滩。至于犀、象之饶，一度是蜀地的象征与骄傲，从《山海经·中山经》到《华阳国志·蜀志》，史不绝书；从扬雄的《蜀都赋》到左思的《蜀都赋》，文不停赞。

要比体量之庞大，当数岷山中的夔牛。东晋著名学者郭璞曾注解道：“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数千斤，名为夔牛。晋太兴元年，此牛出上庸郡，人弩射杀之，得三十八担肉。”晋之上庸郡在今湖北竹山、竹溪一带，跟重庆巫溪、巫山邻近，三峡中的夔门、夔峡、夔州等都与夔牛有关。不啻此也，郭氏还写过一首四言诗：“西南巨牛，出自江岷。体若垂云，肉盈千钧。虽有逸力，难以挥轮。”虽然夔牛力气很大，人们却无法将其驯服用来拉车。此牛又名“犍”，俗称“白袜子”，下腿白色，角粗大，身躯魁伟，分布于四川、湖北、云南等省，现仅存于云南西部，依旧未能家化。

再说翰与鷩。这两种鸟，在《山海经·西山经》里，被记作“白翰、赤鷩”。白翰就是白鹇，又名白雉、翰雉、银雉、银鸡，属于雉科。雌雄异色：雄鸟上体白色而密布黑纹，长而厚密、状如发丝的蓝黑色羽冠披于头后，脸裸露、赤红色，尾长、白色，两翅亦为白色；雌鸟通体橄榄褐色，羽冠近黑色。它们一般栖息于林下植物稀疏的常绿阔叶林和沟谷雨林，食昆虫、植物茎叶、果实和种子等。据郭璞注“赤鷩，山鸡之属，胸腹洞赤，冠金，皆黄头绿尾中有赤，毛彩鲜明”，赤鷩应该就是红腹锦鸡，又名金鸡。常栖于山坡，杂食。其野外特征极为明显，全身羽毛颜色互相衬托，赤橙黄绿青蓝紫俱全，光彩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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