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殊的红包

□王春华（苍溪）

5年前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好不容易结束上半天工作的我，正欲起身离开诊断室前往食堂，门外传来一阵急促杂乱的脚步声，伴随着一个女人混乱的喊叫，还有个男孩带着哭腔在叫“妈妈”。

凭我的经验，这是又一个远道而来的患者和她的家属。我忍着饥饿和疲惫，打开了门。门口站着3个人，领头的50多岁，一脸焦急，正欲抬手叩门。他身后站着一对母子，母亲披头散发、眼神惊惶紧张，那是我熟悉的精神病患者发病时的样子。旁边的男孩紧紧拽着她的胳膊，眼里泪光闪闪。见到我，孩子跪下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妈妈！我已经没有爸爸了，我不能再没有妈妈！”

我的心抽搐了一下，伸手拉起孩子。这是个十五六岁的男孩，面庞俊朗。我做了个深呼吸，开始问诊。患者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症状，她的家庭情况也很快明了——丈夫早逝，留下她和孩子相依为命，孩子还在上高中，成绩优异。

“医生，行行好，帮帮他们吧！这娃儿学习好着呢，是棵苗子，我们村左邻右舍的人都心疼他，造孽呀！”带他们来的村干部蹇主任红着眼睛望着我。我一边安抚他们，一边重新打开电脑，为患者办理了入院手续。

很显然，这个家庭经济已无任何来源。我联系了他们当地的民政人员，协调好为患者办理低保、贫困精神障碍患者免费救治审批等相关事宜。又转头仔细叮嘱蹇主任和患者儿子小丁，需要哪些证件、办理流程怎样走。

小丁到底年纪太小，家庭遭此变故，稚嫩的肩膀扛不起塌下来的天。我动了恻隐之心，将电话号码留给他，“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到压力大时，可以随时找我。”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长期的电话联系。5年来，我们一边对患者进行精心诊治和康复训练，一边不时将她逐渐向好的情况告诉小丁，鼓励他鼓起生活的勇气，在社会和亲戚的资助下坚持完成学业。

5年，我和同事们不但见证了患者病情逐渐好转的过程，陪她走过了生命中那段最黑暗的时光，也见证了小丁一路从高中、大学、再到就业的全部历程。每次见到小丁前来探望他母亲时眼里闪烁的光，我的心里总有油然而生的骄傲，这是医者独有的幸福。

今年5月的一天，小丁从成都给我打来电话说，他领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一定要来当面感谢我。我一边祝贺他，一边吩咐他不必挂怀，照顾好自己就行。

没几天，我在办公室见到了精神面貌全然不同的小丁。他穿着干净整洁的衬衫，西装革履，仪式感十足。进门没寒暄几句，小丁要求我坐下，在我面前整了整衣襟，对着我就跪下磕头。

我慌忙去拉他，他却坚持磕完头，满眼含泪地说：“我从心里感激您！没有您，我也许就没有妈妈了，更不可能有今天！这是我的第一笔工资，我已经为自己留下了生活费，也为妈妈买了礼物，我要用余下所有的钱来感谢您。我知道医生不能收受患者家属的红包，但我视您为长辈和恩人，收下我这份薄礼合情合理，请务必收下！”

那是一个特殊的红包，因为它被一封红色的手写感谢信包裹着。里面是一个男孩蹚过生活的苦难、成长为一个男人的感恩之心。我当然不能收，感谢信留下，钱必须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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