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逢佳节倍思亲

□ 李长碧

越来越老的是年岁，越来越浓的是亲情。春节已至，我脑海里总是浮现出我逝去的亲人——父母和兄长。

我父亲李连科，又名李级三。解放前我父亲是不固定的私塾先生，有时给乡民代写书信文告，还帮助乡民调解纠纷。因为我父亲在当地德高望重，总能按当地的乡规民约解决许多棘手的民间纠纷，故当地乡民尊称我父亲为乡约。我敬爱的父亲于一九五六年九月病故，享年五十六岁。

父亲去逝时，我还不到九岁。但父亲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至今仍清悉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解放前，我们家住长江边，即现在的重庆市云阳县龙洞乡坝上场镇，小地名“坝上”，现已被长江水淹没。家里人都没有固定的职业，也没自己的田地可种。由于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土地改革，我们在离坝上不远的小龙山邹家湾分得了田地。一九五二年，我们举家搬到小龙山邹家湾居住，直到我们长大参加工作才离开家。

由于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家没田地可种，所以父亲没种过庄稼，而是做其他不固定的事情。加之他身体不好，搬到小龙山邹家湾后，父亲不能下地干活，只能在家休养。我至今还记得他老人家穿着深蓝色的长衫，拄着拐杖在田边地角或院坝里走走停停。我现在想起来他仿佛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尤其记得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时，我父亲教我看图识字，教我认“天”时，他指着天说，“天”上面两横无边，天底下有“人”，“天”多好哇；教认“地”时，他指着“地”说，“地”的左边是“土”旁，右边是“也”，也为“土”，都是“土”就是“地”。我觉得他就像孔乙己一样，教咸亨酒店服务员认茴香豆的“茴”。我的三个哥哥小时候因为家里贫穷，都没上过正规的学校，都是父亲抽时间手把手地教他们读书识字，为他们后来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我父亲是个智慧而慈祥的老人，可惜因当时的医疗条件差，我父亲被现在看来再普通不过的肺结核疾病过早地夺去了生命。在他的身后有一大群优秀的子孙，可他只看到大孙子候叔。候叔这个名字是他老人家取的。之所以取这个名，是因为候叔的二叔即将从朝鲜战场归来，因为家里人都期盼他早点平安回家，所以给即将诞生的大孙子取名“候叔”。候叔出生后，全家视如珍宝，我父亲经常卷起长衫包着候叔，白天在小溪旁听潺潺的溪水声锻炼听力，在路边看花草，晚上仰望夜空看星星和月亮，培养他的观察力，教他咿呀学语。从那时起，我父亲就教他喊我“幺爸”，意思是把我当男孩看，以后侄子们就沿用了这个称呼。这是父亲对我的爱。

父亲深爱我们每一个人。记得父亲临终前我还在学校，我父亲一直问长贵回来没有？长贵是我父亲给我取的乳名。我赶到时，看到哥嫂都站在我父亲的床边。我一下扑在父亲身上，听到他清楚地说你们大家都好，然后心脏就停止了跳动，我敬爱的父亲与世长辞了。

我爱我的父亲，他老人家虽已离去多年，但他一直活在我的心里，而且永远活在我们大家的心里！

我母亲宋宅叔，是一位伟大的贤妻良母。她没读过书，不识字，但她心灵手巧。她善良，乐于助人，左邻右舍都很尊重她。她很勤劳，特别能吃苦。解放前，我们还住在长江边坝上的时候，虽然没有自己的田地可种，但还是很想种点东西。于是每年洪水退去后的秋冬时节，枯水期到了，我们就像其他没固定职业没自己田地的人家一样，抢着挖河沙地，种点麦子、豌豆和其他蔬菜。待到次年洪水到来之前必须收割，否则毫无所获。而这些抢季节抢时间的事，只有我母亲一人操劳，直到后来我大哥李长才长大点了才帮我母亲一起干。

母亲很辛苦，家里也很穷，尽管这样，我母亲还是毫不犹豫地帮忙抚养了我幺爸家的一个孩子李长城。李长城比我的二哥大些，我就叫他“二哥”，我叫自己的二哥为“三哥”。因为幺爸为了躲避国民党抓壮丁，在国民党兵乱枪中遇害，他家里就剩下幺婶和李长城。生活本来就艰辛的幺婶腹中还有一个胎儿，生计难以维持，她决定改嫁，但又不能带李长城去。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毅然决然地收下了李长城并抚养到他能够自食其力。我母亲多善良多伟大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小龙山邹家湾分得了房屋和田地，举家搬迁。我母亲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参加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响应党的号召，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曾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尤其是建立人民公社后，各地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集体伙食团。我们生产队的人都知道我母亲的咸菜做得好，所以就选她负责给伙食团做咸菜。的确，我母亲的咸菜做得好，色、香、味俱全，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好评。人们将她做的萝卜干、泡菜、盐菜、榨菜等分别用盘子摆装好，放入专门编织的扎着花的大篮子，选专人挑着在其他伙食团巡回展览，深受大家赞赏。

我母亲确实能干，心灵手巧，会做很多家常菜。我们至今还在回味母亲做给我们最爱吃的菜，如紫苏鸡、盐菜扣肉、喜沙肉、茄鱼等。这些菜的做法也基本传承给我了，现在每当我做这些菜，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的味道。

我母亲于一九八一年五月去逝，享年七十九岁。

我爱我的母亲，我敬佩我的母亲，我要学习母亲大人的优秀品质并努力传承，以此永远缅怀母亲，感恩母亲！

兄弟姊妹只有今生，没有来世。

我有三个哥哥，大哥即我称呼惯了的哥哥李长才。三哥李长元，幺哥李长谋。可他们都相继离我而去了。我今年也七十有余了，到了古人说的人活七十古来稀的年岁了，如今我深刻地体会到“兄弟姊妹只有今生，没有来世”的内涵与分量，它暗示了生命的长度与亲情的浓度。

我哥哥(即大哥)大我近二十岁，在我们家中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劳苦功高，具有顶天立地的作用。

我哥哥深沉、稳健、少言，威严而又慈爱。我妈妈说，我们从原来住的长江边坝上那个地方搬到小龙山邹家湾时，我还不满四岁，是我哥哥一步一步把我背上小龙山邹家湾的。

搬到邹家湾以后，哥哥是主要劳动力。当时哥哥还没结婚，家里分得了五个人的土地。地里的事，除妈妈忙完家务下地干点农活外，其余都是哥哥一人干。因为父亲身体不好，加之他是个文化人，根本干不了农活。我呢，年幼不能干事。三哥呢，在我们搬家之前就当兵去了。幺哥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很少有时间在家干活。据说当时来小龙山分田地就是大哥哭着闹着要求的，因为他是老大，知道家里的难处，他懂得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我们家几口人的生活担子他一人担，他也无怨无悔。

哥哥有几次脱产当干部的机会，但他放不下家里的老小，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了。

我记得一九五六年，龙洞公社下文派他去种猪场当场长，一九五七年红狮区委下令调派他去长江林场当场长，还有一次好像是一九五八年又派他去二道村当驻队干部。这一次，我记得大哥似乎有点动心了，因为那是他摆脱繁重农业劳动的极好机会，但哥哥再次权衡了一下，还是决定在家做好党的基层工作，同时照顾好家里一切，这样让在外工作的两个弟弟没后顾之忧，我们在家的人也无忧无虑。这是大哥献给我们一家人的无声大爱。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我在故陵读初中，那时都是自带口粮，每周五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回校，回校时就必须带足一周的伙食。当时家里是妈妈管事，我回校时，哥哥就会问给我带的伙食够不够吃，同时提醒我妈给多带点，我打心眼里感激哥哥。哥哥还笑着对我说：“妹娃子，我只送你读书，我不给你送陪嫁哟，你要好好读书哦。”可是我辜负了哥哥，一九六五年我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一九六六年春，万县农技校招春季班，明确招刚毕业的应届生，哥哥叫我去报名，我不想报“农”字号的。但哥哥到公社给我领了招生报名表，我才很不乐意地填了表。经过考试，我被录取到万县农校植保专业。我哥哥高兴极了，说“妹娃子终于跳出农门了”。农校要求报名之前要办好粮食户口关系，当时转户口要转三个月粮食才上户，我们农村人没有细粮，只能用粗粮到粮店换细粮，于是我哥哥就请人帮忙一起挑着粗粮去粮店，足足地挑了两天才够。到了报名入学的时候，我哥哥又帮我挑行李送我上学。因为那时到万县就是出远门，而且是头一次，哥哥不放心，一定要自己送我到校。我们乘坐的轮船一靠岸，就看见万县农校迎接新生的同学举着牌子喊：“万县农校的新生请上车。”见此情景，我哥哥连声说“好，好”，并嘱咐接新生的同学关照我，哥哥在学校住了一晚就回家了。回家不几天，哥哥写信给我说如果有困难就告诉他。

哥哥为了我们，长期守护着我们的家而从不居功自傲。这就是哥哥深沉稳健的表现。但在工作中，他既严格而又灵活地执行政策，尽量维护群众的利益，我们村上的人都尊称他为“活菩萨”。但对歪风邪气他从不手软，维护地方治安，人们又送他一个压邪的“老虎”称号。哥哥从事党的基层工作几十年，当过记分员、生产队长、民兵连长、支部书记等，其中任支部书记的时间最长，一直当到他七十多岁退休。由于工作出色，他获得了许多殊荣，如农业学大寨标兵、学雷锋标兵、优秀党员、优秀党支部工作者等等。

哥哥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他多次拒绝脱产当干部，决心做好党的基层工作，他做到了。在做好基层工作的同时，守护好我们的家，他是我们家的功臣。

我的三哥李长元，满腹诗文，文学功底深厚，是个很重情义的人。记得“文革”前，他先后在高阳中学和龙洞完小任教，除了教学外，还常常拿出自己微薄的收入资助贫困生，学生、家长都尊重他、爱戴他。

我爱我的父母，爱我的兄长。“每逢佳节倍思亲”，九泉之下的爸爸妈妈哥哥们，我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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