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父亲写信

十九岁那年，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到部队的当天晚上，班长说：晚上没事儿，都给家里写封信吧！

许多新战士都趴在行军床头写信。他们都在写什么呢？也许是报个平安吧，可我却没有下笔。能到部队当兵，那是我们家的荣耀，父亲的“中右”帽子才摘不久，我就参军到了部队，那不仅是我的平安了，想来还是父亲和亲人们的平安。

我怕写信，仅这信抬头那一个称呼，“亲爱的××”，我都不好意思大胆地写出来。我是一个来自乡下，还不失腼腆的小伙子，也是一个十足的不善于表达自己情感的木头。虽然在村小学的语文课上，老师早就教我们学过了如何写一封家信，还安排了一次“实战”演习，要我们给远方的亲人写一封信。

回想那次写信练习，还真是一次极富刺激性的作业。可是，生在小山沟里的我，哪里去找一个远方的亲人呢？我的大姐姐出嫁到了外村，离我家也不过三五里路，要是给大姐写封信，估计会有不少的同学讥笑。好在我的二哥是个木匠，在广元的苍溪县做木活手艺。二哥在外每年能挣上一笔钱回家来，补贴家用。他是我那时的偶像，我也希望长大以后能像二哥那样，有一身本事，能给家里挣上一笔钱。我的第一封信是写给我在外做工的二哥的。那是一封没有付邮的书信，写在小学四年级的作业本上，老师还用红水笔给我浓墨重彩地判了个“优”。

我来自穷乡僻壤的农村，在部队当兵时深知乡下农家的困境，每月那不多的十来元津贴，几乎全都寄回了家中。这不大的一笔款子，代替了我的万金家书。父母由此知道我在部队干得很好，也很有出息——我只能这么来证明自己了。

到了部队，我也曾梦想做出一番事业。第二年报军校时，那时上学的指标很少，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仅有的一次希望从此落空。我人生的出路在哪里？困惑当中，我提笔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解放前，父亲就开始在一所小学任教，按老百姓的说法肚子是有点墨水的。“文革”中父亲被打成“中右”下放农村，当时也算是我们村最有学问的人。他回复我的书信，当时我大约没有读懂，只知道他让我不要灰心，他正在找县上有关部门要求落实他的政策，要求解决一个子女工作。他希望我退伍回乡后，能为我谋一份安身立命的职业。那封信，后来还是被我遗失了。退伍回乡后，父亲已去世好几个月了，临终前哥姐要发电报，叫我赶回去。父亲强烈抵制，他急切地挣扎起来：不要让成林回来，不要让他回来……

我最终还是回去了。站在父亲的坟前，回想这个予我生命、教我自强、给我慈爱的老人，悔恨和愧疚充溢心头。我给了父亲什么呢？我的任性、恶作剧、不好好上进？我曾千百次伤害过他的心，他一生从未责骂过我一次，我多么希望他能从我眼前的黄土中站起来，继续给我以人生的教诲……

父亲离开我们有十五年了，在自责中，我能聊以自慰的是我平生给他写过一些信。在那些信中我说了些什么，已回想不起来了。但我只是记得，我给父亲说过这么一句话，不论贫穷和富有，我都深深爱着他。

□李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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