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频现农民工“讨薪潮”

年关将至，多地再现农民工“讨薪潮”：山西太原“民工讨薪命丧派出所”事件未消，山东济南、湖南武冈等地农民工讨薪事件再起。新华社多路记者近日赴辽宁、山西、河南等地采访了解到，由于经济增速下行、房地产市场遇冷，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正成为当前讨薪矛盾多发地区。一边是国家和地方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一边为何农民工“年年干活年年欠、年年讨薪年年难”？

农民工在“生物链”最底端

记者采访发现，与往年相似，今年农民工欠薪仍集中在房地产等工程建设领域；所不同的是，中西部和中小城市成为当前讨薪的“重灾区”。

究其原因，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成为农民工的重要输入地。与工程审批、工资保障等制度都比较完备的大城市相比，中小型城市尚未构建起规范、完善的监管制度，所以农民工欠薪问题骤然增多。

山西省长治市总工会副主席李燕说，建筑施工领域工程转包、分包现象普遍，致使债权关系复杂。“由于层层转包，导致责任主体分离，农民工和用工单位事实上不存在劳动关系，即使跟包工头，也往往是口头合同，提供不了正规的劳动关系证明。一旦某个环节资金出现问题，就会形成工资拖欠。”

在层层转包加层层拖欠中，农民工处于“生物链”的最底端。近几年，一些中西部地区和不少中小城市，热衷于靠房地产拉动地方经济。随着楼市热潮退去，许多开发商和承建商的资金泡沫像海市蜃楼一样突然消退，被欠薪的农民工则像贝壳一样被晾在沙滩上。

恶意欠薪追刑责需加大力度

2011年，“恶意欠薪”与醉驾一起被写入刑法修正案，但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两者发挥的效用截然不同。醉驾入刑后，严厉查处了大量酒驾、醉驾行为，形成极大震慑，而入刑打击“恶意欠薪”的力度还需不断加大。

人社部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各地移送司法的890件恶意欠薪案件中，截至2014年1月15日各地法院审结仅53件。2014年前三季度，各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向公安机关移送了1718件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案件，公安机关立案945件，占总移送案件的55%，一审法院审结553件，占总移送案件的32%。劳动保障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导致部分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止步于行政处理，无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影响了依据刑法打击欠薪犯罪的效果。“到法院起诉周期很长，即便法院判决农民工胜诉，很多时候也面临着难以执行或拿不到钱的结局。”沈阳一位负责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说，对于讨薪农民工来说，赢了官司拿不到钱，只意味着又白花了诉讼费。

部门互相推诿扯皮显冷漠

相比起法制监管“不到位”，农民工对讨薪过程中各部门互相推诿的冷漠更为痛心。记者采访发现，在多数县市，工资清欠分散在劳动监察、信访、工会、公安、建委等多个部门，推诿扯皮时有发生。

2014年12月初，42名在辽宁本溪打工的湖北籍农民工反映被拖欠118万元工资长达两年之久。记者跟随他们讨薪，亲历了从区信访局被支到区劳动监察大队、市劳动监察支队，最终又返回到区信访局的“踢皮球”过程。如果不是媒体对事件进行了曝光，这些农民工很难拿回自己的工钱。

但更多的讨薪农民工仍在被“推来推去”。记者了解，山西太原城外的“书林苑”小区里，来自四川广元的农民工邵佳喜和66名工友，住在四面漏风的空楼里，每天只吃两顿饭，等着讨要被拖欠的170多万元工钱；来自河南信阳、64岁的农民工黄宪委，为讨要已被拖欠3年、涉及50多名农民工的67万元工钱，住进位于郑州的中泛置业有限公司的老总办公室里一个多月；来自辽宁朝阳的王春义，在阜新经济开发区带着50多名农民工，讨要被拖欠两年的21万元工资……

防止欠薪规章办法执行不力

据悉，多地政府在制度安排上已有许多防止欠薪的规章办法，但因种种原因执行不到位，效果大打折扣。

比如工资保证金制度，各地都要求工程单位按照项目总造价向政府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一旦企业欠薪，政府可动用保证金先行向工人支付。但在一些地方，企业找找关系，领导打打招呼，这笔钱就可以不交或少交；有的地方虽然收了钱，但由于劳动、建设等部门各管一段，“收易支难”，造成巨额资金躺在账户上“睡大觉”。

此外，一些应急救助制度也难以“落地”。山西省总工会用降低“三公经费”结余和各地财政配套款，筹集到9000多万元的“讨薪应急救助周转金”，当发生欠薪时可以由这笔钱代发工资，后期工会再向债务人追索。不过，由于周转金在使用过程中必须满足诸多前提条件，给动用带来了难度。如何让周转金真正发挥作用，各地还需创新一些“接地气”的可操作细则。 （均据新华社）

“每天都是度日如年”

——讨薪农民工的寒冷一天

“每天只吃两顿饭”

这里是离山西太原城区10公里的西温庄乡西贾村叫做 “书林苑”的房地产项目。2014年9月，今年52岁的邵佳喜与其他66名工友，从四川广元到这里做钢筋工和木工，一直干到11月底，每人只领到2000元，其余工资全被拖欠至今，共170多万元。

“现在身上的钱只够4天用了。”邵佳喜说着，从口袋中掏出所有的钱，数了数有80元，这是他和爱人未来4天的生活费（如图）。

已到中午12点，记者问邵佳喜吃什么，他只说早上吃过了。“早上吃的稀饭和花生米，下午4点多再吃口面条，今天就能顶过去。”其他工友也一样，现在每天只吃一两顿饭。

“没脸回家过年”

河南鄢陵县“东方威尼斯”住宅项目，开发商为河南东升兴隆置业有限公司，施工方为河南华安建设有限公司。“东方威尼斯”二期工程从2013年10月开工到2014年9月，有600多名农民工无法按时拿到工钱，涉及金额高达1300多万元。

来自四川广元苍溪县的李章仁、李振军父子被拖欠7万多元工钱。已62岁的李章仁说，“现在身无分文。马上春节了，再拿不到钱，我们就去河南的救助站里过年。”

比他们更难的是，为了讨薪，来自辽宁朝阳的王春义已经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从2012年11月开始，经熟人介绍，王春义和生金林两人组织57个农民工从辽宁朝阳到阜新市经济开发区参与一家公司的厂房建设。工程完工后，建筑公司办公地点已经人去楼空。从此，王春义开始了漫漫讨薪路。“已经两年没回家了，要不到钱，没脸回去。”提到过年，这位身材魁梧的辽西大汉眼里噙着泪花。

“踢来踢去没人管”

为了讨薪，王春义和生金林从2012年底开始，多次找过阜新市经济开发区劳动局等部门，这些部门都说“管不了”。

9日下午，记者随王春义等几名农民工一起先后来到阜新经济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几位领导都拒绝接受采访。几经转折，开发区的发改局局长许青双接受了采访。他说，2014年9月已经以区政府的名义起诉了投资方与施工方，但法院正在搜集证据，何时能有结果他“说不清楚。”

正在山西太原讨薪的邵佳喜，也一样经历着被“踢来踢去”的命运。邵佳喜掰着手指头说，他到太原市小店区信访办去过3次，区劳动局去过3次，太原市劳动局去过1次，乡政府去过3次，区政府去过1次。“太远了，每次都是20多人包车去，一去都是一天，每次都是绝望。”“信访局推劳动局，劳动局推乡政府，把我们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他们说这是小产权房，他们管不了。”说起这事，带邵佳喜来打工的李建愤愤不平，“我问他们，开工的时候你们都知道，我们从5层盖到15层，那时你们怎么不说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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