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迁子女入学限制与劳动力供给（外二则）

随迁子女在城市的入学难问题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未来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劳动者选择带子女一起流动，但许多移民并不能满足子女进入公立学校读书的条件。子女不能在城市接受与当地居民同样的教育，是农村移民被不平等对待的重要体现。尽管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率已接近100%，但由于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由地方政府承担，为避免增加自身的财政负担，多数城市施行了针对本市户籍儿童优先入学的教育政策。

中央政府多次强调，流入地政府需要担负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但许多城市在允许随迁子女进入当地公立学校读书时都附加条件。这些城市或者要求移民提供多种证明材料（比如工作证明、社保证明、接种证明和居住证等），或者要求移民缴纳高昂的借读费。部分移民父母选择让子女进入农民工学校读书，但研究发现，农民工学校的教育质量与城市公立学校，甚至与农村的学校相比，都有很大差距。

尽管学者针对降低城市公立学校准入门槛的问题已经提出建议，但在目前的条件下，城市公立学校的接纳数量仍然有限，部分子女被迫留守在家。据民政部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8月，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为697万人。

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缺乏父母陪伴，引起儿童人力资本的永久损失。这引出本研究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当子女步入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而在城市无法接受教育时，移民父母是否会将子女送回家乡（成为留守儿童）?另外，当子女无法在城市入学时，部分移民可能会在子女达到入学年龄时被迫返乡。

我们发现，25至45岁之间的农村移民在城市居住的时间会随年龄增加，但在45岁之后，移民在城市居住时间稳定在8年左右，不再随年龄增加。农村移民在城市短暂停留的现象是否与他们的子女在城市难以获得教育机会有关?

另外，在子女入学难度越高的城市，农村移民的返乡意愿也越强。也就是说，城市对随迁子女设置的入学门槛可能会迫使流动人口父母返乡，这无疑影响城市中劳动力的供给。由此引出本研究关注的第二个问题: 城市中对移民子女设置的入学门槛在多大程度上会使移民举家返乡?

无论是移民将子女送回家还是举家返乡，实际上都是将农村移民和他们的子女限制在城市发展的门外。本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城市对随迁子女设置的入学门槛如何影响移民返乡和将子女留守。

本研究假设，移民的各种选择（不流动/将儿童留守在家/带子女随迁）是最大化净收益后的结果。对带子女随迁的劳动者来讲，当随迁子女进入义务教育的年龄时，外生教育支出增加降低了留城的净收益，因此也增加了移民返乡或将子女送回家成为留守儿童的可能。

采用国家卫生健康委2014年和2015年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本研究发现:

第一，当家中有随迁子女面临入学问题时，移民举家返乡的意愿更高。具体来讲，对生育1个子女的家庭而言，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将增加父母返乡意愿3.2至4.6个百分点。在对多个子女分析时，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第二，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还使得子女被送回家成为留守儿童的概率提高2.6至3.8个百分点。

第三，对随迁子女入学难度不同的城市进行的比较发现，当子女面临入学问题时，移民在随迁子女入学门槛较高的城市比入学门槛较低的城市返乡意愿高1.2至1.6个百分点。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对实际返乡的移民进行识别后发现，当随迁子女年满6岁而面临义务教育的入学问题时，会导致农村移民返乡概率增加约11.2个百分点。

进一步结合这一估计结果以及《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对各年龄段农民工数量的统计，本研究估算出，城市对随迁子女设置的入学门槛减少了城市潜在的农村劳动力1270万人。

（本文原题“随迁子女入学限制、儿童留守与城市劳动力供给”，原载《经济研究》2020年第11期。作者吴贾、张俊森。）随迁对农民工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近年来，农民工群体有规模扩大化、年龄青年化的趋势，据统计，2018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88亿，其中，40岁及以下农民工占到52.1%，“80后”农民工已超半数。

青年农民工的子女大多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因而产生了大量的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9》显示，2017年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达1550.56万人，随迁子女为1406.63万人。

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陪伴、照顾与管教，容易产生自卑、悲观、孤僻等心理问题，相较于普通儿童，留守儿童更易产生对学习的抵触情绪，从而严重影响留守儿童的发展。随迁子女进入城市，不仅可以获得父母的关心和管教，还能进入城市学校接受教育，他们的家庭生活、学习环境和教育资源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对其个人的成长和受教育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那么，相较于留守，随迁的农民工子女是否会获得更好的教育结果？随迁到城市是否更有利于农民工子女的发展？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相较于学业成绩和认知能力这种教育的即时结果，非认知能力作为教育的长期结果，对于农民工子女未来的发展及教育回报更为重要。

在教育经济学领域，非认知能力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无法通过标准化测试来捕捉和量化、但可以通过观察个体的行为、用人格特质进行衡量的能力。

非认知能力对个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以及个体的教育表现。具体而言，非认知能力有助于个体教育回报率和工资性收入的提高，同时，对正在接受教育的群体，非认知能力对个体的学业成就有显著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以智商得分为代表的认知能力在10岁左右就基本趋于稳定，而与认知能力相比，非认知能力的可塑期更长。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青少年期的个体脑和神经发育基本成熟，奠定了个体心理发展成熟的基础，控制个体情绪和精神活动的前额皮层在20多岁之前都具有可塑性，因此，青少年期是个体非认知能力形成的关键时期，在青少年期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可以促进个体非认知能力的提升。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借鉴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较为广泛接受的“大五人格”法（将非认知能力分为五大维度，分别为严谨性、顺同性、外向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构建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衡量指标，对现阶段青少年期的农民工子女的非认知能力进行测量；接着利用2014至2015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中的2636个有效样本，分析随迁对农民工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研究结论是，随迁对农民工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较于留守，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迁移更有利于其非认知能力的提升。

在五大维度的非认知能力中，随迁有助于农民工子女严谨性和开放性的提高，有利于其情绪稳定性的增强。在随迁对农民工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路径中，家校教育过程的累计中介效应显著，表明随迁引起的农民工子女家校教育过程的改变有助于农民工子女非认知能力的提升。

进一步区分家庭教育过程和学校教育过程，本研究发现，家庭教育过程的累计中介效应显著，其中，教育期望和成员互动有助于随迁子女非认知能力的提高，而教育投入和管教方式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学校教育过程的累计中介效应不显著，其中，行政管理和教师教学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但学校关系氛围则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随迁子女就读的学校关系氛围越好，越有助于其非认知能力的提升，学校教学资源则起到一定的遮掩效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农民工子女非认知能力的提升。

（本文原题“随迁对农民工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基于家校教育过程的中介效应分析”，原载《中国农村观察》2020年第6期。作者于爱华、王琳、刘华。）

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阶层分化

2019年，广东省佛山市L镇的常住人口是35万，本地人口12万，外来人口23万，外来人口以湖南、广西、江西人居多，是典型的以劳动力输入为主的发达型城镇。

目前L镇经济发展以轻工业为主，三大支柱产业分别是家具、塑料和坚果，此产业形态决定了务工人员为普通农民工，因一代农民工大部分已经回村养老，故以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

以家具产业发展为例，L镇新生代农民工分化的过程，首先是农民工在产业发展中出现经济分层。

1980至2008年间，本地人主导家具行业的发展，外地农民工刚到本地打工不久，在产业发展中扮演一线体力劳动者的角色，内部经济分化不明显。2008至2019年间，一部分外地农民工便逐渐成为老板、技术骨干或者中层管理者。目前本地家具产业中，70％的企业都由外地人经营，由此，外地农民工内部开始出现收入差距的扩大，自然产生了外地农民工的经济分层。

其次，产业分工专业化发展产生了职业分化。

家具产业初期生产模式为家庭手工作坊式，整个工艺流程完成在家庭内部，产业和劳动力分工程度低，职业岗位也较少。随着机械设备和技术进步，家具产业生产模式逐渐转变为机械工厂式，产业链越来越长，分工越来越精细和专业化，从原材料的进口、运输、加工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当数量的企业专门经营。职业的多元化和层次化推动了外地农民工群体内部的职业分化。

L镇的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分为以下三大阶层：

其一，老板阶层。占比10％至20％，主要是家具厂老板。其厂房和企业的相关产值在几百万到千万元不等，家庭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他们在务工地购买了商品房和社保，其子女也跟随自己在城市稳定生活，对本地的生活融入度也较高。

其二，管理和技术人员阶层。占总体人数的20％至30％，大部分是本地家具厂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或者是中小规模但经营较好的餐馆老板。这一阶层的家庭年收入一般在12万至20万元，基本在L镇购买了社保，工作年限较长，工作稳定性也较高，其中少部分购买了房产，大部分租房生活，他们对本地的认同感和融入感较好。

其三，普通务工者阶层。普通务工者阶层占比在60％左右，一般是家具厂的一线低端技术型工人，或者是在网络销售平台、餐馆、服装店工作的人员。与以上两个阶层相比，他们的家庭年收入在5万至10万元，以租房为主，而且工作变动大，职业发展不稳定，基本上没有社保。

以上阶层分化对随迁子女教育影响，首先体现在，家庭教育投资和竞争能力分化。

老板阶层家庭整体经济实力较强，不仅可以购买务工地优质的精英贵族式私立学校，还可以轻松地达到积分入户条件，获得优质且价廉的公共教育服务，故其随迁子女的教育服务问题不大，家庭教育竞争能力也强。管理和技术人员阶层有人力资本优势，家庭经济条件相对不错，家长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较高，有一定家庭教育投资和竞争能力。普通务工者阶层一方面整体家庭经济收入水平不高，很难购买优质的民办教育等市场化教育服务，另一方面自身各方面的条件也无法达到积分入学的要求，基本上没有积分入学的可能，家庭参与教育投资和竞争的能力弱，其随迁子女教育问题较大。

其次，择校偏好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在子女教育选择上，面临高档民办学校、公办学校、家乡县市或农村学校、低档民办学校四个选择。总体而言，因L镇地处发达地区，公立教育质优价廉，是所有阶层家庭教育的首选。

老板阶层因家庭整体实力较强，偏好比较多元，以质量为首选，在不能上公立时会选择高档民办学校。管理和技术人员阶层需要考虑质量和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公立学校能够实现家庭效益整体最大化，但如果上不了公办学校，则部分会选择家乡县市中心学校。普通务工者阶层因家庭经济和其他条件有限，基本上只能选择农民工子弟学校或者家乡农村学校。整体而言，普通务工者阶层随迁子女的择校的空间小，择校相对被动。

（本文原题“阶层匹配：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阶层分化——基于佛山市L镇的田野调研”，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10期。作者尹秋玲）(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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