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成就历史的生动与丰满 读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

——读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 □张家鸿

赵冬梅的《大宋之变》以1063年至1086年前后长达23年的宋朝史为书写对象，前后跨越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四个皇帝，以宋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为具体背景，以司马光的从政履历为主要线索，时时以当下关照过去并思考宋朝的未来走向。

与彼时意气风发的王安石相比，司马光显得忧心忡忡。赵冬梅对其心境的刻画可谓生动，“他眼睁睁看着大宋王朝政治传统中那些最美好的东西，就像是黄河岸边的泥沙一样，正在快速流失”。既然是流失，可知这“变”不是急剧的、断崖式的，而是循序渐进，一点一点积累而成的。

谏官李常批评青苗法，批评中有“做得最过分的，甚至让安善良民假称借贷，拿不到实钱，反而要交二分利息”的话。王安石抓住这句话，要让李常交代究竟哪一州哪一县有他所批评的极端做法，条分缕析讲明白。然而，按宋朝制度，谏官可以“风闻言事”，“只管纠错，话可以说得相对模糊，而不必交代批评信息的来源”。不顾旧制与大臣反对，宋神宗竟下诏令李常分析。太府少卿宋彭年建议“首都的禁军高级将领应当满编制”，水部员外郎王谔建议在太学增设《春秋》学博士，两人均因“越职言事”而获罪。

有宋一朝，皇权、相权与谏官监督权是互相牵制、彼此制约的。为的是限制任意一方的专权独大。谏官的言论权力如果被皇权和相权随意干涉、控制，御史台便失去存在的意义，其对朝政的批评权也就成为摆设。

量变次数多了，便会引起质变。一次量变，正是一个细节。正是这些被作者细心捕捉到的细节，撑起厚重、独特、鲜活的《大宋之变》。

《大宋之变》是以司马光为核心的宋朝书写。在赵冬梅看来，“司马光是个太过方正的人，履历简单，干干净净，就像是正午阳光普照的大地，找不到一丝阴影。”于道德上，司马光可以说是毫无瑕疵。

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从维护政局安稳、国家平和、百姓安生这个角度出发，司马光寸步不让、寸土必争，不惜得罪宋神宗与王安石。他图的不是高官厚禄，而是他认为正确的、利国利民的政策。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并不意味着完全守旧。他坚持不可变的是比如曾有过的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的政令，宽容异见的精神。他不否认改革是必要的，他反对的是不容分说地推倒重来。面对一群小人对书局对编撰《资治通鉴》的落井下石，五十五岁的司马光选择隐忍不发，“不若静以待之”，不申辩，不抗争，绝不以任何方式撩拨对手。据后来参加《资治通鉴》印制前校对工作的黄庭坚说，他翻阅其中的几百卷，见到司马光在上面所作的批注每个字都端端正正的，正所谓“字如其人”。按照宋朝制度，告假百日停发俸禄。时间一到，司马光随即不领俸禄。可是，他哪一天不在工作？即便太皇太后亲自下旨俸禄正常发放，司马光却认为“当表率百僚，岂敢废格不行？”因之坚持不领。

此书可被视为司马光的传记，作者在书中真实、生动地再现传主宦海浮沉与编撰史书的真实心境。他在位时的正直敢言、义无反顾，他在野时的忧心忡忡、有志不获骋，他编撰史书时的潜心投入、静默以待。它不仅让我一改此前对司马光模糊、陈旧的认识，而且让我对北宋历史有更真实、丰满的理解。人是鲜活的，历史才可能是丰富、生动的。除却主角司马光，宋神宗、王安石、韩琦、范镇、欧阳修、吕惠卿、刘恕、吕公著、韩绛、苏轼、苏辙等配角也有不同程度的现身说法。

“文字叙述力求‘光滑’顺畅，内容的选择则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史学基本原则，史料依据、学术讨论部分埋入注释，以免影响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读过此书，我方觉序言中此言不虚。读之，如读故事书，有戏说之味，却又言必有据，典型的用史料说话。严守言必有据之道，又辅之必要的想象，把史料串连成一条日光下发光的河流。历史便在一个个细节里荡漾、活泛、生动、丰满开来。简而言之，这是一册可读性很强的学术著作。读之，我许多次忍不住想起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两本书有着同样的好读、耐读。这种对比与学理无关，只是出于一己的阅读体验。

《大宋之变，1063—1086》

作者：赵冬梅

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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