苇岸，未曾消失

苇岸肖像罗雪村 作□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苇岸，1960年1月7日生于北京市昌平县（现昌平区）北小营村；1999年5月19日，因肝癌医治无效辞世，终年39岁。2019年，苇岸去世20周年，一本汇聚了林贤治、林莽、王家新、黑大春、树才、高兴、周晓枫、宁肯等众多作家、诗人深情追忆文字的文集《未曾消失的苇岸：纪念》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这些饱含深情的文字证明：已经离开这个世界20年的苇岸，未曾消失；仅仅在这个世界活了39年的苇岸，永远不会消失。

富于独创性的有为作家

宁肯写自己见到苇岸的第一印象：很高，态度谦逊，一身浓重北方人的书卷气使人想起俄罗斯作家的某种气质。读了苇岸作品之后，宁肯给苇岸写信说了自己的第一感受：“你的书我全部看完了，看了不止一遍，你主流性的创作《大地上的事情》更是看了多遍，我知道这是多么独特而成功的写作，这仅是一生写作的开端，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的纯粹的写作、它的写作心态；在于作家面对人以外世界，对生命和人的追问和思考。字字千斤，我感到了它短小形式巨大的力量。《放蜂人》是完美的写作，但它的感人力量已不能用完美来概括。它是有着充分素质准备可遇而不可求的写作。你是有着世界文学视野的人，因此自然会在世界文学视野中写作，这篇文章放入任何一个世界级作家的文集中都是上乘之作。”

苇岸的去世，让林贤治“沉痛地感受到了一种丧失：中国失去了一位懂得劳动和爱情的善良的公民，中国散文界失去了一位富于独创性的有为的作家”。他认为，苇岸的存在，给中国文学的一个最直接而明白的启示是：作家必须首先是一个优秀的人。他曾经说过“艺术和写作是本体的”，就是说:写作取决于人的存在，是生存的一部分，是生存状态本身。没有第二种状态。艺术不是生命的派生物，更不是意识形态或其他外在于人的事物的仿制品，人生和艺术是合二而一的。

林贤治认为，在中国，如果说曾经存在过少数诚实的、严肃的坚卓的写作者，那么，苇岸的全部作品所奔赴的关于“大地道德”的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开创的意义：冰心是单纯的母爱的赞颂者；周作人笔涉花鸟虫鱼，都是博物学意义的；郁达夫游记，不过是柳宗元山水小品的放大；丰子恺和许地山有一些泛爱主义的散文，其实是从释道的遗教出发的，属于“东方文明”。1942年以后，“人类之爱”在左翼文坛中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几十年来无人进入禁区。直到1979年以后，文坛始见“人性”的复苏。即使在这个时候，“博爱”的宣传仍付阙如。正如苇岸批评的：中国文学只有聪明、智慧、美景、意境、技艺、个人恩怨、明哲保身等，“唯独不见一个作家应有的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在90年代，有个别关于环保题材的报告文学出现，但是，这些作品都是明显地与道德和心灵无关的，而“苇岸是一个异数。他丝毫不理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争夺话语权的嚣音，而沉静地居于心灵中间，开拓自己的内视野。在艺术上，他赋予它以相当高的品位，从来不曾粗率从事，像一些自命不凡的才子。从材料到语言，都是经他严格选择过的，十分注意整饬。由于精神的充盈，简单的空间结构便变得无比丰富与宏阔”。

人类尚未放弃的一种脆弱努力

“……两个孩子，徒手赶来一只高大的公羊，走进屠场。血腥气息的突然刺激，使公羊警醒。它本能地转身欲退，一个孩子伸手一拦，又使它恢复了镇定。它走到悬挂同胞尸身的横梁下，一个屠师猝然将它扳倒，头扭向血坑，然后操刀。它没有踢蹬，没有挣扎，甚至没有哀叫，它承受着，大睁柔弱的、涵义深远的眼，阵阵抽搐的壮硕身躯，渐渐平静……新疆的这幕刻进了我的脑子，我终生难忘。它时常让我想起人类尚未放弃的一种脆弱努力。”

这是苇岸《上帝之子》中的文字，这些文字固定了苇岸作为行吟诗人和浪漫主义思想家的形象。对于大自然，对于其中的许许多多的小生命，苇岸不惜笔墨，描写种种细枝末节，充满关爱之情。林贤治认为，这不是“齐物论”式的，不是物我两忘，也不是借物言志。他没有那种艺术的功利主义——把自然人格化，他的散文不是中世纪田园式的，没有陶潜一类中国士大夫的闲适与陶醉，他是清醒的，“在他的作品中，人与自然是共时性的存在，是对等的、对话的，处在恒常的交流状态。在心灵的交流中，给予者同时也是获得者”。爱作为观念，不是“三纲五常”的衍生物，是博爱。平等、民主、公正，都是从这里辐射出去的。所谓人文精神，它的内核，就是对生命的爱。梵高有一句话是苇岸喜欢的，说是“没有比对人类的爱更富于艺术性的事业”。林贤治认为，苇岸的散文写作，从发生的意义上说，无疑最接近艺术的本质，“他发现并描写善良、淳朴、谦卑、友爱、宽容、和平，同时把它们上升为一种‘世界精神’，从而加以阐扬”。

在苇岸的书房，挂着托尔斯泰和梭罗两位伟大作家的肖像。《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在回忆文章中写到了苇岸应约为《世界文学》写的《我与梭罗》，其中写道，1986年冬天，诗人海子告诉苇岸，这一年他读的最好的书是梭罗的《瓦尔登湖》，苇岸于是向海子借得此书，不仅读了，还作了近万字的摘记，随后，苇岸以近乎热烈的笔调描述了初次读到《瓦尔登湖》的巨大幸福感：“我对梭罗的文字仿佛具有一种血缘性的亲和和呼应。换句话说，在我过去的全部阅读中，我还从未发现一个在文字方式上（当然不仅仅是文字方式）令我格外激动和完全认同的作家，今天他终于出现了。”梭罗的出现，对于伟岸，是命定的、历史性的，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完全改变了他的文学生涯。从此，他便从诗歌转向了散文。

一座孤岛，一个“异数”

恰如林贤治所说，苇岸的写作和人格是合二为一的，苇岸之所以“未曾消失”，不仅因为他的创作，还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在宁肯的记忆中，苇岸待人诚恳，乐于助人，特别是对写作者抱有一种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情愫，苇岸曾说：“即使今天，如果我为诗人和作家做了什么，我仍认为，我不是或不单是帮助了他们，而是帮助了文学本身。”

苇岸对食指的帮助最能反映他的这种情愫，一代先驱诗人食指长期住在沙河精神病院，沙河相对来说距昌平不远，苇岸因此认为自己负有某种当然的责任。他定期去看望食指，聊聊天，带去食品、书报，请他到外面饭馆吃一顿，改善一下伙食，几年就这样坚持下来。“文学是苇岸的宗教，他的虔诚、热忱、充满爱和庄严让人感动，他没有丝毫的调侃、狷狂、作势、言不由衷，他是当今市井习气、后现代语境中的一道风景、一座孤岛，是当今文坛真正的‘另类’”。

刘烨园在文章中也以“异数之美”来评价苇岸与他的《大地上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刘烨园的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1999年11月25日的《济南时报》。刘烨园直言，如今多少所谓风景、农事的文字，其文风心态，千人一面，不都竟然是拙劣的仿作，是浅薄的词藻漂浮吗？看似热爱自然却仿佛在故意污辱自然，书写本身就有违于自然的丰富多彩、生机勃勃。“苇岸却蹙眉忍咽，宁肯将它们全部转向为人类性灵大地的沦丧而痛心——这样的关怀也许更终极更深重也更漫长。然而，那亦是我们的大地，当代的自然。人类与民族之一分子的我们亦有责任，但我们却残忍地将一切践踏了，在自欺欺人的破坏里不觉昏晓，让一个羸弱的生命独自战栗、独自承受、独自轻抚千疮百孔的万物——也许并非别的什么，而正是我们的疯狂、自妄、愚蠢、平庸以及不择手段的掠取，使苇岸和《大地上的事情》痛苦地成了‘异数’，一个悲剧的、遗世的‘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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